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名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Van Hulst这一生，做过很多事，当过校长，当过荷兰议会的议员，也当过欧洲议会的议员。还在99岁时赢下了一场象棋锦标赛。
然而，最让人敬佩和感动的，也许还是他在二战时期为陌生人做的一切…
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
1942年夏天，纳粹开始了对荷兰犹太人的清洗行动。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荷兰10.7万的犹太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其中只有5200人侥幸存活。
在犹太大屠杀期间，荷兰的犹太人中，只有不到25%最终活了下来。
面对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
超过26500个非犹太人站了出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拯救着命悬一线的犹太人。
这其中有5595个来自荷兰，
而Van Hulst就是这5595个中的一员。
1942年，Van Hulst是一所加尔文教教师培训学院的校长。
学校当时所在的位置很特殊，刚好位于犹太社区Plantage。
跟学校隔着一条马路的，是一个荷兰剧院。
1941年，纳粹控制了这家剧院，让它的功能从剧院变成了“死亡中转站”，
纳粹将荷兰的犹太人先关在这里，然后再转移到其他在波兰或荷兰的集中营。
仅仅18个月，就有大约46000个荷兰犹太人从这里出发，前往集中营。
当时管理这个剧院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叫Walter Süskind，
虽然他也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跟纳粹党卫军的关系，得以成为纳粹的“狗腿子”，
1943年，纳粹又占领了剧院对面的托儿所。
从此之后，纳粹会把抓来的12岁以上的犹太人关在剧院，12岁以下的犹太人关在这个托儿所。
虽然是关在托儿所，但大家都知道，这些孩子很快就要面对悲惨的人生结局。
当时管理托儿所的，是一个名叫Henriëtte Pimentel的女士。
虽然表面上，Walter Süskind和Henriëtte Pimentel都对纳粹言听计从，也协助着管理这两个死亡中转站，但背地里，他们却在拼尽全力救人…
然而，如果只是他们俩，事情可能很容易败漏，也很难大规模救人，
这时候，Van Hulst就成了关键的一环，
因为他所在的学校刚好就在托儿所的隔壁，他们后院的花园中间就隔了一道篱笆。
如果Van Hulst能帮忙，将托儿所的孩子偷偷运出去，那事情就容易操作多了…
在那个纳粹杀人不眨眼的年代，在纳粹的眼皮底下偷出犹太人，这无疑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然而，在听到这个计划之后，
Van Hulst义无反顾得选择了加入…
Walter Süskind，Henriëtte Pimentel，Van Hulst三个人，组成了一条救人的链条。
犹太孩子被送到托儿所之后，
托儿所里的看护，会通过后院的篱笆把孩子交给Van Hulst，
这些被偷偷转移出来的孩子会暂时呆在Van Hulst的学校，
然后等待最佳时机被运出去。
因为学校和剧院的中间隔着一条路，路上会有电车经过，
当电车经过的时候，刚好能够挡住剧院纳粹守卫的视线，
通常在这个时候，
Van Hulst和他的学生会把犹太孩子藏在篮子里或是麻布袋里偷偷送出去交给在后面接应的组织。
整个过程中，Walter Süskind和Henriëtte Pimentel也会天衣无缝得进行配合，
在他们登记的犹太人到达名单中，已经逃跑的犹太人，他们会故意不去登记。
因为每个人的配合，这条救人线路才能一直保持畅通，
但是，因为他们是在纳粹的眼皮底下偷人，
事情都不能做的太明显…
所以，每次救人，也只能救其中的一小部分...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又来了30个犹太孩子，我们没办法把这30个全都救出来”，
“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而最让人难受的事情，就是做选择”。
为了不引起纳粹的怀疑，
这三个人还要当着纳粹的面表现的非常“狗腿”，
Süskind，剧院的员工，托儿所的看护，都会表现得非常顺从，“衷心”得帮纳粹关押这些犹太人，然后赶他们前往集中营送死…
Van Hulst也会表现得像个不喜欢管闲事的老师。
据说，
那时候，如果有学生转头去看纳粹的守卫，Van Hulst就会大喊：让他们好好做事，你们别瞎管闲事！
然后，他还会朝纳粹守卫眨眨眼以示支持。
他经常演类似的戏码，为的就是让纳粹以为他是自己人。
背后救人的每一环，都惊心动魄，稍微一个闪失，参与者就彻底玩完。
中间当然还得靠点运气…
有一次，政府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派了一个检查人员来到Van Hulst的学校，
毫无准备的Van Hulst，还来不及转移正藏在他学校的犹太孩子。
就在检查人员在巡视的时候，孩子们的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是犹太孩子吗？”
Van Hulst回答道：你不是真的想让我回答吧？
如果这个检查人员是纳粹的人，那Van Hulst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了。
但是他运气不错，
这个检查人员刚好也是一名犹太人的同情者。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以上帝的名义，请千万小心”。
在好心人紧密的配合下，大约600-1000个犹太儿童被偷偷救了出来。
但是，这条解救链在1943年突然断了。
那年7月，托儿所的负责人Henriëtte Pimentel突然被捕，两个月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
同月，纳粹宣布将清空她原来管理的那个托儿所。
这时候，里面还有很多孩子没被救出来。
在这些孩子被清走之前，Van Hulst决定再抓住最后机会救出其中一部分。
“想象里面可能还有80，90，或者70，100个孩子，你要决定救其中哪几个，那真的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因为你知道那些留在里面的孩子会在无助中死去”。
到1945年，
参与这场解救行动的3个主要领导人物，
Henriëtte Pimentel已经被杀，
Walter Süskind的妻子和女儿死在了集中营，他自己在38岁时，在中欧某处进行纳粹组织的死亡行军过程中死亡。
一名参与解救行动的成员被捕，刑讯逼供下，招出了Van Hulst。
在纳粹即将到达他所在地方对他进行抓捕的前几分钟，有人将消息及时透露给了他，
为了保命，他不得不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东躲西藏，一直到战争结束。
最后，他成了这场犹太儿童解救行动的3个主要人物中，唯一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1972年，Van Hulst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名族义人”的头衔，这个头衔是以色列政府专门为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所颁发的。
2015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见到Van Hulst时，对他说：
“我们都说：那些拯救了一个人生命的人，就是拯救了一个宇宙，你拯救了几百个的宇宙”。
然而，
尽管收到了各种荣誉，
陪伴Van Hulst一生的，却是无尽的自责。
“我想的永远是那些我没能救出来的孩子”，
“最后那次，我救出了12个孩子，接下来的一生，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救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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