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人生的境界和人性的边界 - 蒙城汇

维特根斯坦最为人所知的，无疑是他卓绝的智力。他是一个天才：十三岁就制造出了缝纫机，设计过发动机，做过建筑师，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手缔造了两个完全不同却都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仅这一条，足以使他跻身于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而他的哲学也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与此相对照，关于他62岁的人生，虽然也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却可惜大都流于东鳞西爪的趣闻。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看到把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故事讲得很棒的文字，足以展示他独特甚至古怪的个性当中光芒四射的棱角，凸显他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所具有的神话般的品质。没错，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生活无关，并且一贯对旨在以他神奇的人生故事来装点他的哲学的企图不以为然，我却认为他的人生确有超出他哲学以外的意义，因而是另一本也值得钻研的书。他的哲学和他的人生这两本书，不必然互补却可以都很精彩，它们可以分开来读。

同时我也承认，当试图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维特根斯坦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陷入了一个维特根斯坦深恶痛绝并与之战斗了一生的陷阱，即蓄意或无意地，有罪或无辜地闯入了他认为不可言说只能显示的人生中涉及认知，情感，道德和宗教的某些领域。不过，我不自认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信徒，所以也不认为对他的人格世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相反，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一生，无论从人性，道德还是宗教的视角，都是一个有趣并且极富启迪意义的思索对象。我相信他的活法，赋予了“活着”几分新的意义，使他从已经逝去的人们当中脱颖而出，却给活着或将要活着的人们竖起了一个楷模。

有趣的是，不讲他的哲学而讲他的人生，却终究难免仍然带有哲学的意味。因为，如果可以用罗素式的说法，把“人性”看成人类所有特质和可能的生活方式的集合，那么，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在扩展“人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做出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个人的人生境界使我们有可能在高度和维度的某些方面重新界定普遍的人性的边界。这就像李白杜甫的诗歌定义了“唐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李杜的唐代文学应该是另一番模样吧。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大亨，同时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在奥地利富甲一方。他极富音乐修养的母亲把他们家在维也纳的豪宅变成了上流社会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称维特根斯坦宫殿，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马勒都是家族的挚友。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名正言顺的富家公子。如果在当下，按照流行的戏码，凭着富家公子的名头，他早变成了全民追捧的偶像了。然而维特根斯坦注定却是这个富豪之家的叛逆，他对这个家庭一直都有距离感，一生都在刻意的淡化甚至隐瞒自己的家世，对这个显赫的家庭所能带来的无论是社会影响力，人脉还是财力上的任何益处，他都坚决地拒绝，其决绝程度，只有中国文革中家庭成员的划清阶级界限可以与之媲美。只是，文革之划清界限是与被迫害者切割以自保，而维特根斯坦的划清界限是与财富决裂而自清，两者在道德上并无共通之处。至于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和家庭保持疏离，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但应当不是基于某种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数学家拉姆塞的解释最靠谱：他从小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一种严苛的律己精神，绝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东西。当然，更可能的是，他一生都沉浸在他卓越的智力带给他的精彩的精神世界里，世俗世界的七七八八的东西根本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法眼。

维特根斯坦对金钱似乎有洁癖。总的说来，他对金钱有一种其他人都不具备的超脱，由金钱激发出来的种种情绪上的冲动，就像对金钱的渴望，得到金钱的兴奋,拥有金钱的得意或失去金钱的恐慌等等，对他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感觉。而这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生而富有。在一战开始前他在剑桥跟罗素学哲学的日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是很有钱的。他为自己挑选的家具时，对款式和质地极尽挑剔，剑桥家具店里的东西他都看不上，最后是定制了家具，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他和挚友品生特到挪威的旅游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一手包办，这使得不用花一分钱的品生特觉得这次旅行像梦幻般美妙。1914年，维特根斯坦主动联系素不相识的出版人费克尔，表示愿意出资10万克朗援助“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当时的10万克朗相当现在的50万英镑，那可是一笔让费克尔喜出望外的巨资。当费克尔满怀感激地来见这位慷慨富有的艺术保护人时，他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金钱似乎从来没能为他带来他想要的快乐。一战开战后，维特根斯坦志愿加入奥地利军队开赴对俄作战前线。在服役期间他购买了25万克朗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没人会想到，这样的大手笔，竟然出自一个正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忐忑不安的志愿兵！

金钱只是一个富豪之家的显性资源，通常与之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隐性的社会资源，它们可不是那么容易摆脱掉的。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万奥地利士兵一起，成了意大利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认识了画家德罗比。德罗比提起他曾为一位维特根斯坦小姐画过像。当维特根斯坦说他见过这幅“我姐姐的肖像”时，德罗比睁大了眼睛，“那你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啰？” 很明显，那时的战俘维特根斯坦看起来一点儿不像有钱人家的公子。为了把他尽早从战俘营弄出来，维特根斯坦家通过梵蒂冈的关系派来一位医生为维特根斯坦做了体检，而后宣布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呆在战俘营。维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这项特权，对当局坚称自己身体完全健康而选择和其他人一道继续留在原地。一战结束从战俘营出来，当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宫殿的时候，他是整个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并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收回它们的所有可能。为了生计，维特根斯坦决定成为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小学教师，为此，快三十岁的他成天和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听师范老师授课。师范老师偏偏对他的姓产生了兴趣，问他是不是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说是。老师似乎并不满足，又问：“是很近的亲戚吗？”维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没人知道那一刻维特根斯坦脸上的表情和心里的感受，不过从后来他写给罗素的信上看，这类事情让他烦死了，不是因为人家看不上他衣衫破烂一贫如洗的样子，而是因为他为了打发这些无聊的问题被迫没有说实话而引来的道德上的挫败。

从志愿脱富致贫的那时起，直到他死，他手头从未有过很多钱。1919年，维特根斯坦需要去海牙面见罗素商讨《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事宜，但他没钱买票。一直为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张罗的罗素自作主张，把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家具统统搬到自己家，算是把它们买下了，并以此为由头给维特根斯坦筹了100 英镑，这才使得这场会面得以成行。两年后，罗素为邀请维特根斯坦到伦敦又为这批家具追加了200英镑作为路费，说是这些家具实在太好不忍占维特根斯坦便宜，并且恶作剧地告诉极爱整洁的他，很快自己有个孩子会出生在他的床上。1923年，拉姆塞到维特根斯坦教书的山区去看他，发现“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墙上刷了石灰的房里只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早饭只有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生于富豪之家而绝不依附于家庭，靠自食其力生活，应该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吧，但这种在我看来值得敬佩的品行，维特根斯坦觉得如此自然，他津津乐道的是和朋友外出旅行没钱只好为人打短工钉木箱挣钱之类的事情。可以说，在这个生而有钱的人的生活中，金钱从来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绝不是那些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籍此自我标榜时的假清高。

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历来是隔绝社会纵向流动的藩篱，而冲破这种藩篱的勇气，往往成就一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在社会学上，不同社会层级之间流动的频率，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不过，这种在其他人生活中和社会学意义上影响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在维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对这个著名的哲学教授来说，从事体力劳动不仅从来不是惩罚，而且几乎就是他认为体面的唯一生活方式。在终于摆脱了家庭的光环或阴影之后，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重返剑桥，这时他的学术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导师罗素，他成了西方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剑桥最具人气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战爆发，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维特根斯坦加入了英国籍。那时，伦敦处于德国战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普通民众在战火和瓦砾中顽强地坚持抗战。不愿意置身事外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在战火之中做哲学是件荒谬的事，所以离开了三一学院的教职，选择去做一些最卑微的体力劳动。在申请成为救护车司机未果后，他去了伦敦一家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伤病员，几周后又被调往实验室去配制软膏。这两份工他做得如何是见仁见智的事：据说他把药递给伤病员的时候总是同时建议他们最好不要吃这份药，我想伤病员一定被他搞糊涂了；直到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医院的工作人员仍然记得他配制的软管是最好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哲学家，本是一个集德意志工匠精神，工科男的出身和工程师素质于一身的人物。他隐姓埋名来到医院, 不过后来，医院的人们还是知道了他的身份，把他称为 “教授” 。对已年过五十的教授来说，医院的体力工作是艰苦的，一天下来，他往往累得几乎走不动路。然而他一直坚持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 。尽管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人人都很不容易，然而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出于他一贯的自律和责任感的话，他并不是非得如此。这位著名教授，一生当中也做过花匠，木匠，小学老师，看门人，工程师，药剂师，等等。对他而言，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是一个在理想世界里应当被消除的社会顽疾，只是一个人心里毫无意义的魔障。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里的人。

1949年，维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清点了自己的积蓄，那笔钱差不多够他过两年。对此他也不是特别上心，“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积蓄快要告罄，为此他的学生兼朋友马尔科姆为他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然而在给基金会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坦白地详述了六条自己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并总结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力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我常想，一个人得有多自尊多清高，才能和钱这么生分啊！在我看来，世上再没有谁比维特根斯坦更有资格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了。事实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该有机会获得资助维特根斯坦的荣幸的，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执意自我剥夺资格的话。

我对于金钱和财富抱有足够的尊重，我相信它们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然而，现在流行的有关于金钱的看法要强势很多，金钱已经成了度量一切成败的标准。如果不是百万富豪，你是不可以对金钱有所不恭的。对于这种金钱拜物教的流行我一直心有不甘，总盼望人生在世还有什么别的追求可以和它抗衡，因此维特根斯坦让我特别感动特别感慨。毕竟有这么一个人，够独立够强大，执着于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那份超越，清高和潇洒，为人性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使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而美好。所谓“天才”，也许就是这样定义的吧。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多年交往永远都是一个令人神往话题。没错，这个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美妙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则透着世态炎凉的味道。很多人因此把两人后期的分歧和不和看成两人关系的主旋律，而把前期的美好只看成是必定要被主题冲淡的序曲，看成人生无常，人性荒芜的又一个例证。我不这样看。哲人的思想成长各有路径，曾经相伴同行的哲人分道扬镳，正如美人迟暮容颜老去，是令人伤感却正常不过的事。我们知道，不管是罗素还是维特根斯坦，在暮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都满怀感恩之心，因此，我看不出把这段也许是两人毕生最重要的友谊简化成平庸的师生反目如何能与两位哲人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美好总结相匹配。我相信，以欣赏和赞美的心来看待这两人的历史性的友谊，是一种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立场，因为毕竟，除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史上还有哪对师生关系可以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相比呢？

1911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识，对两人都是恰逢其时。刚刚出版的耗时10年写成的《数学原理》几乎耗尽了罗素的创造力，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传人，来面对自己尚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而年方22岁的维特根斯坦终于弄清了自己满腔哲学热情的突破口非弗雷格和罗素开创的数理逻辑莫属。师徒的对接几乎是无缝的：维特根斯坦未经引荐就径直闯到罗素家中而罗素毫不见怪；罗素只看了第一眼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就断定他是哲学天才；罗素的认可把维特根斯坦从自杀的倾向当中解救出来; 维特根斯坦一到罗素的讨论班就霸占了班级讨论……在罗素面前，维特根斯坦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下课后他缠着罗素不放，一直跟到他家里，甚至在罗素换衣服时也不离开。据开明的罗素记载，他可以在罗素的房间里像野兽一样来回绕圈，一连三个小时一言不发。当罗素问到：“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孽？”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是，然后继续他的困兽般的踱步。我总是在试图脑补这个著名的场景，在这三个小时里罗素在干什么？看着他转圈，还是做他自己的事？他不烦吗？在罗素家里维特根斯坦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过他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逻辑。当然他也知道罗素正好欣赏他满脑子都是逻辑，于是乎他确信他有权享用这份欣赏。

由于罗素的名望和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高度评价，维特根斯坦很快成为剑桥的新星。他认识了哲学家摩尔和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两人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都持续到维特根斯坦与罗素断交以后。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他们不同，倒是因为他们与罗素不同：摩尔出自本心的善良使他比罗素对维特根斯坦更宽容，几乎到了受气包的地步；而凯恩斯尽管一直是维特根斯坦的最宝贵的支持者，却明智地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也许是因为他怕自己由于走得太近而受不了维特根斯坦那令人疲倦的对逻辑严谨和道德完美的热烈追求。罗素的青睐也使剑桥的精英社团对维特根斯坦开启了大门，他们开始找上门来对他进行近距离观察。尽管对这类所谓上流精英白眼相看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还是终于费神在他们的考察中露了一手，展示了一个天才的才智。但这可不是为了出风头 —— 这类冲动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还罗素一个情，因为罗素到处宣传他是如何非同寻常。而这时的罗素，因为想着自己肩头的重负终于后继有人，自认有些变懒了。

在学术上，老师很快就成了学生的聆听者，并且越来越在意学生对自己的评价，两个人友谊开始从伯乐与千里马的抒情叙事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华彩旋律转调。随着对于逻辑基础的更深入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开始和罗素有了分歧。在讨论罗素的哲学时与老师暴跳如雷地争辩之后，维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伤甚至超过了老师本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纯净的思考当中没有掺进任何尘世的杂念，这是干干净净的哲学论争。罗素要面对的挑战要大的很多。作为一个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罗素现在要接受一个青年小子的挑战了。以罗素一贯的潇洒大度，这都不是问题。更大的困难在于，眼看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哲学大厦慢慢地被从底部被侵蚀，罗素慢慢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写了许多知识论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对之作了最严厉的批评……我看出他是对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学里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冲动被击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尽管如此，罗素依然为维特根斯坦工作的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支持是出自内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后来证明，在容纳别人和提携后进这些方面，罗素比维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对剑桥厌倦了。他忐忑地告诉罗素他想到挪威的某个偏僻海湾去隐居一段时间以便专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罗素对这个计划的认同似乎使维特根斯坦如释重负。他去呆了一年，而这一年的隐居成为他日后时常缅怀的一段时光。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一战把剑桥的哲学家们送进了不同的阵营。凯恩斯投身英国财政部为战争出力，罗素因公开反对战争而入狱。维特根斯坦则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没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参军是出于爱国热情，有人甚至怀疑他自愿参战只是为了“体面地死去”，这种猜想有他获得的若干次勇敢嘉奖作为支持。但如果你读过了他在前线的日记，就会知道这种猜想真是无稽之谈。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富于宗教气质的，道德上狂热的完美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相信，只有尽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发出生命的内在动力，洗脱自己身上的不洁。“ 当我面对死亡，我应该有机会成为一个体面人”。

如果说在剑桥的学术界他觉得迷失了自我的话，战火和面临死亡的恐惧反而激发了他的哲学创造力。他一边削土豆一边想自己的逻辑论证，把自己比作磨镜片的斯宾诺莎。从他的战时日记来看，他的思维的活跃程度是惊人的，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近于完成《逻辑哲学论》的写作。一个就连剑桥校园都嫌过于喧嚣，不得不远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却在炮火中在战壕内在战俘营里，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严谨，文体如此独特的世界哲学名著，真是一个奇迹。“战争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会做什么”。事实上，战争确实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战争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他仍然习惯于只穿军服类的制服。

战争压倒了学术，也隔绝了学者之间的交流。191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线日记中写到：“过去几天我经常想到罗素。他仍然想着我吗？”罗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他们曾有一次通信，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他正在写文章，但在罗素看过之前他什么也不会出版。他说万一他死于战争，他会托人把书稿寄给罗素。罗素的回信满心欢喜，他急切地要维特根斯坦立刻就把书稿寄给他。然而自此之后，他们就断了联系。5年之后的1919年，罗素在《数理逻辑导论》的一个脚注里地写道：“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样深沉关切的语调出现在一部数理逻辑的专著里面，极其罕见。哲学家是理性的代表，而俩位当事人更是理性和逻辑的世界顶尖高手，他们之间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呼唤和牵挂，给人带来动人的温暖，哪怕战火也不能阻断。

战后两个人的联系迅速恢复，主要是因为《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工作。这部现在享誉世界的名著，当时却像垃圾一样在德国英国的担心赔钱的出版商脚下被踢来踢去。有人想让维特根斯坦自费出版，被他严词拒绝了：“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有眼不识泰山的出版商们的冷淡使维特根斯坦心灰意冷，他想到了自杀。罗素又一次把他救了出来。在与出版商多方联络之后，罗素觉得推荐信之类的东西恐怖怕不够，他得写一片序言才行。于是便有了罗素接管维特根斯坦的在剑桥的家具为维特根斯坦买机票的故事。维特根斯坦飞到海牙，和罗素一起一段一段的读这本书，最后罗素写成了一篇导言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罗素的导言并未使维特根斯坦满意，但罗素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版事宜竟然因此有了着落。出版商的口气基本上是这样：他们很荣幸出版罗素先生的导言，当然，附带地也乐于出版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为了出版商的这种轻慢作者的态度，罗素曾多次向维特根斯坦道歉。在罗素心里，自己的导言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书能付印。终于，《逻辑哲学论》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了。这本在哲学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作，以期刊的名义，带着扎眼的编辑错误，以拙劣的印刷质量，在种种学术的，人事的，技术的，商业的纠葛的包围之中，终于跌跌撞撞地问世了。作者本人和他的导师兼朋友罗素为了它的出版所经历的挫折所耗费的精力，现在想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作为朋友的关系宣告结束。事情的起因是他们在奥地利的一次计划已久的，后来证明是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的见面。那时刚走出战争的奥地利一片萧条，小镇因斯布鲁克找不到合适的旅馆，最后他们合住了一间房：罗素夫妇睡床，维特根斯坦睡沙发。这必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再加一个心烦的早晨。他们吵架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哲学上的分歧。很可能是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宗教情节很重的人，而罗素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种差别在战前还不明显，但战争强化了它：维特根斯坦战火中带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是宗教帮助他度过了5年的战争时光；而罗素一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战争和宗教的批判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也曾为反战坐牢。争论中维特根斯坦一定非常激烈，不过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以至于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讨论，事后还给罗素写过两封信。两封信罗素都没有回。看起来，叫停两人朋友关系的人应当是罗素，因为他看出他为自己的定位与维特根斯坦已经没有了交集。

两人虽然不再是朋友，而且对他们的分裂也都开诚布公，但同事和同行的正常交往仍然维持着。1930 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罗素为他的研究写一份评估报告来申请研究基金。这时的罗素，可谓焦头烂额：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妻子快要分娩，实验中的罗素自办高中的财务困难，等等。尽管如此，罗素仍然挤出时间听维特根斯坦讲解他的新的思路，对它他既不赞成也搞不太懂，然后两易其稿写了详细的报告，最终帮助维特根斯坦拿到了基金。是罗素和摩尔主持了维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辩，并且放任那个想拿学位的家伙反倒像老师一样趾高气昂。在维特根斯坦方面，尽管他在朋友和学生面前并不刻意隐瞒他对罗素后期哲学和人生观的不满，但就像他的学生马尔康姆注意到的，在公开场合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总是毕恭毕敬的，他对其他人可从不这样。这就是两位哲人后期的同事同行关系。是的，他们不再是朋友和知音，但是，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小人反目泼妇撕逼之类的狗血剧情。

罗素在哲学的建树和自成体系方面要逊于维特根斯坦，但罗素年岁稍长且成名略早，因此罗素注定要在维特根斯坦出道的时候扮演师长的角色。应该说，这个角色他做得无可挑剔甚至可圈可点，极富哲学大家的胸怀和英国贵族的风度。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偏好，我对罗素在演绎师长方面的所做所为持有的尊敬和好感，似乎要比能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的要多要高。这或许就是智商和情商的区别。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智商高于罗素的话，那么他的情商，至少在情商的许多方面，比如控制情绪，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方面，肯定不及罗素。罗素以他惯有的大度这样评价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他更清澈，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宽广，更富同情，更健全。”罗素还不忘谦虚了一句：“为了对称我夸大了这一对应，但这有点意思”。在我看来，这番对比还是中肯的。

尼采曾经把生命比作在两个完全相等的虚空之间的火花，介于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的黑暗之间。按照这样的看法，生命的意义超出了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我愿意以类似的视角来看待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把他们的友谊放到人类思想探索的长河当中来定位：在探索人性的无限可能性的跋涉途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划过黑暗的天空的两颗灿烂的流星。在某一时刻，在某一点上，两颗流星有了交集，他们的碰撞迸发出了绚丽的光芒。然后两颗星各自东西，继续前行。无论从经验的归纳还是慨率的计算上说，两颗流星的相撞或两个绝世天才的相知相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经出现，便成绝响。然而这千载难逢的相遇的意义，并不自动向所有的人展现，你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和一双诚实的眼睛。能够领略到这个历史巧遇的神奇并受惠于它，是一个人的福气。

维特根斯坦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极其富有，却是新近富起来的人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于贵族的风度和品味表现出了略微多一点的关注，不像对其他世俗的追求比如金钱，地位，女色和名望那样不屑一顾。他希望被人看成具有贵族的外表和教养，乐于被人觉察出那些他确实生而具有的贵族气质：热烈，自律，清晰，有责任感。他和家人的关系远谈不上疏远，但回到家里和家人度过的时间总是让他烦恼，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正常理性生活的干扰，是生命的浪费。

维特根斯坦又生于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格局剧烈动荡，族裔冲突空前惨烈。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中他是德奥联军的志愿兵在前线对俄国作战，二战中他站在英国一边在后方为对德作战出力。在两次大战中站在对立的阵营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也许是因为他之参战并不是出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只是听从自己道德的召唤。他在英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入了英国籍，但他对英国的态度很复杂：对剑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作为志愿者为反对德国的英军服务，却对英国的战时宣传呲之以鼻，在其中英国被描写得战无不胜，而德国一副挨打的怂样。有一次他的学生马尔科姆谈到了英国的“民族性格”使英国人不会使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他是如此光火以至于几乎和马尔科姆绝交。是的，他生气固然与马尔科姆的思维方式有关，但文化对立和族裔疏离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吧。维特根斯坦的祖上是犹太人，从他的父亲那一辈皈依了新教。由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他没有犹太身份认同的困扰，但犹太问题对他始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有人甚至辨认出了他轻微的反犹倾向。至于纳粹政权是否认为维特根斯坦家是犹太人，那是另一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到哪儿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所谓天才的完美典范：真情，深刻，热烈而强势。他很独断，有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罗素说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像沙皇下谕旨一样，而拉姆塞和图林都不约而同地批评维特根斯坦试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数学哲学，我猜那是指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同时带着专横的，排他的，专制的风格。他是性情中人，但做他的朋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友谊而妥协不是他的风格。

和很多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独身。他应该并不是同性恋，因为他也曾对女性产生过恋情。也许是因为他对在极高的智力层面的充分交流的渴望阻碍了他与在情感层面更为敏感的女性产生共鸣，他的密友大都是年轻聪明心地单纯的男性。他的感情是内指的，在意的是他自己是否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爱人是否爱他。在这一点上他和罗素完全不同。罗素在与奥特琳恋爱的时候对宗教更为宽厚，因为奥特琳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他因着对她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了对教会的敌意。类似这种爱爱人之所爱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因为他的感情是更加私密的：他所爱的人对任何他以外的人和事的关注，会被他视为是对他私人领域的干涉从而感到不适和不快。和品生特一起在冰岛旅行时他特地选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旅店，维特根斯坦很享受这份与众隔离。后来旅店来了第三个旅客，品生特跟新来者进行了交谈，这使维特根斯坦很不高兴。为了避免和新来者打照面，他要求旅店为他们提前一小时开饭，不幸旅店居然忘了。维特根斯坦于是拉着品生特到小镇上去找吃的，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宁愿在房间里以饼干抵了一顿饭，而且直到第二天才慢慢高兴起来。把这类事情看成是维特根斯坦在嫉妒那是太低看他了，他只是不能容忍因为外人的介入降低了他和密友的关系的品质。他的感情世界正像他的哲学：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形同陌路。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都为一种道德拼争所主宰。有人达到较高的道德水准，自然而水到渠成，比如摩尔之出于天性，比如康德之出于心中的律令。但维特根斯坦的道德追求是一种搏斗，一种挣扎。对他来说，坦诚地直面自己内心，克服怯弱，避免因骄傲和虚荣而起的不诚实，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道德观。

一次，维特根斯坦和罗素讨论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当中的一个情节：大卫的朋友斯提福兹引诱艾米莉背弃了她与汉姆的婚约与他私奔，为此大卫很生气。维特根斯坦认为大卫对斯提福兹生气是错误的：他可以难过，却不应该因此放弃对朋友斯提福兹的忠诚。于是罗素问维特根斯坦：如果你和一个女人结婚，她却和别人跑了，你会如何？维特根斯坦说他会很悲伤，但不会愤怒或仇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和一个女人结婚是出于对她的爱，这个初心必须保持。在她出走以后随之而来的愤怒和仇恨，却另有源头，有些来自内心的负面情绪比如你受伤的自尊心，另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社会对对第三者的消极看法，已及对于婚约的承诺的通常见解等等。没错，它们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却与你当初的爱没有关系。所谓道德，就是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保持初心。此心不渝，是为真诚，因而道德。在我看来，要实践这样的道德生活，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啊。

除了愤怒和仇恨，怯弱和骄傲也是道德的敌人。1936年圣诞期间，维特根斯坦决定对自己的道德生活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理，与自己过去的不诚实做一个了断。他把自己曾有过的不诚实的行为列了一份清单，奔波于维也纳，剑桥和当年他教书的奥地利山区之间，找到当年的当事人，逐个面对面地忏悔。这些“不诚实”标准非常苛刻，有些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共同熟人去世的消息，他做出吃惊的样子，而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这件事情；他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个处男；他没有纠正人们以为他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看法，尽管心里知道他是四分之三的犹太人。（有趣的是，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犹太血统应该少于四分之一。）有一件事情则可能比较严重，发生在他当山区乡村教师的时候：他是一个暴躁的老师，不能容忍迟钝木讷的学生，而且出手不知深浅。他曾揪着一个女孩的头发把她拖来拖去，以至于她耳朵流血。他也曾把一个体弱的男孩揍昏过去。后来维特根斯坦被学生家长告上法庭，他却当庭否认了虐待学生的事。这个谎言折磨了他16年。维特根斯坦的忏悔之旅是正式甚至是强势的：每个当事人都事前收到通知，不容推脱，并且预定了时间地点。忏悔很有仪式感，维特根斯坦面对面地跟当事人说话，手里捧着讲稿，通常严肃偶尔激动。忏悔的听众的反应相当不同：好心的摩尔为他所受的折磨而难过；崇拜他的弗朗西斯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明就里的人们觉得有点尴尬。当他辗转赶到山区，登门向那个被他揪过头发的女孩道歉时，此时已经成年的女孩只轻蔑地冷笑着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我相信维特根斯坦那时候一定是很崩溃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对了，因为他的忏悔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自己的骄傲和怯弱，并由此求得内心的拯救。

每一个人都有不诚实的时候，有一些人事后也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诚实，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可以扪心反省自我纠正，然而很少人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能以这样的决绝，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把自己的隐秘的不诚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他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在他看来，道德并非得自于遵从由外部施于人的信条，道德是人在内部觅得的品质。道德与其说是一种教化，不如说是一种救赎。这种道德观使他对任何忘我情怀和献身精神都满怀敬意，对崇高充满向往。一战后俄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强烈地吸引了维特根斯坦，牺牲小我以投身于一项宏大的运动从而实现“自我的升华”的共产主义实践似乎在他心里引起了某种共鸣，以至于他产生了移民苏联做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愿望。毫不奇怪，这种浪漫的热情在他短暂的访问了苏联之后慢慢减退了，一个用乌托邦遮掩的极权体制和一个独立的人格之间的不相容，用不了多久就会显现。不过，维特根斯坦对另一种献身精神始终保持着尊敬，那就是宗教信仰。

维特根斯坦的强烈的宗教热忱却是他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之一。“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每一个问题”。我猜想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热情不仅来自他强烈自律的道德观，也来自他对形而上学的认同。在由他和罗素共同催生的，后来变成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运动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对形而上学抱有同情的人之一, 这使他成为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号召的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有些格格不入的教父。他从来认为形而上学表达的，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人类情感，代表着人们试图超越理性的努力。理性和信仰的分界处，永远是思想交锋的火线。坚信理性的人们，总希望把理性的疆域不停地向前推进。曾几何时，在布鲁诺哥白尼时代，理性需要像宗教献身一样的热情来催生。不过到现代，人们已经开始把理性当成了常识和生活习惯了。与此相对照的是坚持信仰的人们，在他们看来，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总有一个神秘的领域是理性永远无法达及的，那便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那是一片人们特地保留下来的场所，为的是让灵魂获得安宁得以休息。维特根斯坦是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孤独的灵魂。是的，他是正宗的理性阵营出身，却对宗教信仰心有戚戚焉。如果说当康德把现象界以外的领域留给信仰时还有些无可奈何的勉强的话，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态度更加正面和肯定：“有信仰的人像个走钢丝的人。你看上去他就像在空气里行走，但他脚下也许的确有什么东西”。那些支撑着人们行走的信仰包括上帝，生命的意义，意志，命运，幸福，生死，永生和良心等等主题。当你发现它们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对象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热忱就变得毫不奇怪了。

但切不可把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同情仅仅与基督教连接起来，因为他对宗教的尊重覆盖了所有宗教形式，包括原始部落的宗教。维特根斯坦不是教徒，因为他不能使自己相信教徒相信的东西，他也从来不遵从教徒的实践。信仰于他，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他也许没有像康德那样走得那么远，把所有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都看作对信仰的歪曲，但他一定断然不会同意，他心中对上帝的体验，是一种应该，同时也可以，拿出来与人分享的感悟。晚年他曾借居卫理公会教长摩根家，摩根问他是否相信上帝，他的回答是：“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

维特根斯坦信仰的上帝确实是存在的。他一生当中所有他觉得应当忏悔的事情，他都留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忘记，他把它们背负在自己的身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以他绝顶清澈的大脑，记住了自己童孩般的纯真，并以信徒般的虔诚坚守着。我也曾有过纯真，也曾为失落了纯真而懊悔，然而时至今日，我几乎连曾经的的懊悔也已经失落了。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宿命：和世界相安无事，内心覆满灰尘。维特根斯坦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拼争，为了自己心中道德和信仰的净土。他在心里设定要与之战斗的，包括却不限于很多我们早就视为理所当然并会坦然接受的东西：对世俗名利的不懈追逐，出于本性的食色之欲，对尊严的无所谓态度，浅薄的自以为是，自我放纵导致的懒惰，不思进取的愚蠢和浑浑噩噩。他讨厌平庸，市侩和老好人，连自私自利甚至自我保护都不肯容忍——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懈的追求真理。他要抗争的对象也许真是太多了，真不知道人在这样重压之下该如何生活。他总有自杀的倾向，以前我总以为这是他出于对自己性取向的罪恶感，就像他的哥哥们。而现在我终于明白，自杀对于他，是在外部世俗世界的逼迫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感到坚持自我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宁为玉碎的最后反抗。信徒把拯救自己的重负加之于基督肩上，从而获得灵魂的宁静；而这个充满宗教情怀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自我救赎，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告诉世人最后的话是：“告诉他们我有过美好的一生”。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对自己一生的最后的审判，而那高高在上的法官就是他自己的良心，那常驻他胸中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