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国运担当 - 蒙城汇

他在《危言》开篇第一句即宣称：“吾欲为策士……乃以医国。”这是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策士”者，决非以诗文装点太平，以文牍效力上司的御用文人，乃是运筹于庙堂，谋划于帷幄，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开出疗救药方，且能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对自己的人生，提出了两点期许：一是做一个地方官，守土安民，“小试吾道”，“掊击豪强”，抑恶扬善，以求风清气正，造福一方，而“不愿饱食仓粟，旋进旋退，以作大官”；二是代表国家“出使绝域”，宣扬朝廷的“宽大之政”，弘扬“孔孟之教”，用华夏文明统领世界：“万耳万目，骙骙观听，四海文轨，从此大同”。（这是国人难愈的心病，百余年后，据说已到了“三十年河东”，因此把孔子学院开遍欧美）我们读其述志之言也不必过于当真，当时的汤寿潜还没有进入朝廷的官场，顶多只能算“野有遗贤”之“贤”。所要表达的是满眼时弊，眼见得朝廷和社会百孔千疮而力图挽救的心情。《危言》就是他身为“策士”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开出的一份医国药方。

大清国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无须诊脉，万种病象，历历在目，莫说关注时事的读书人，即使普通百姓，也知道大清国要完。朝廷乃传统读书人命脉所系，彼时，知识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身份，他们的前程是做官，如果没有了朝廷，官就做不成。况且读书人比一般人视野更开阔，看问题更全面，家国同构，命运相关，所以大声疾呼力图救治的大有人在，汤寿潜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大清国究竟有什么病呢？不必探其病源，先看其症状。汤寿潜《危言》一书，计四卷，给大清国列了四十条病象，皆为应革之弊，举凡迁鼎（都）、尊相、考试、书院、部臣、停捐、鬻爵、冗员、兵制、乃至农业水利无不囊括在内，此皆为治国理政之实务，必须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办法方可奏效，所以已上升到决策和具体操作层面。

如在“亲藩”一条中，汤寿潜提出未来帝国统治者也即皇位继承人的培养问题。帝王的德行和能力决定帝国的兴衰，清王朝不立太子，“故金枝玉叶与近支王公之裔，同在上书房读书。”他们之中必有一人将成为未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可是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八股取士的翰林，他们“足不出国门之外，业不过经史之常，于中外之情伪，稼穡之艰难，官吏之贪廉，将卒之强窳，国计民生之赢绌，天文地理之繁奥，未之及焉。”这样不懂中外大势，不接触实际的老师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帝王和未来的统治者呢？汤寿潜给出的建议是：以后上书房所课经史，但明大义，不必寻章摘句，浸淫于故纸堆中，而要多讲时务和科学，因为天下已经变了，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了一定年龄，就要他们入同文馆，方言馆学习外语，既长，就要派他们出国，或到各省，接触实际和民间，了解社会，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领袖各衙门“，执掌帝国的权力。汤寿潜敏锐地认识到，帝王和官僚集团已无法按照传统的统治术来治理国家了，统治者首先应该了解变化了的世界，与时俱进，才能维系老旧的帝国不致落伍和崩盘。

又如在考试一节，汤寿潜抨击八股取士“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主张改变考试的科目，“今请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把实务和洋务作为取士的科目，未来的官员不仅是“贤人”而且必须是“能人”，打开国门，顺势应变。 “自海禁既弛，虽尧舜为之君，管葛为之臣，势不能闭关谢客，如再讳疾忌医，事变不穷而人才已穷，不特游刃有余者无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设想？”中国从传统僵化、千年不变的腐朽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型过程中，汤寿潜的的疾呼可谓振聋发聩。他在《学院》一节，谈及教育现状，语气沉痛：“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抚于楷法……抑中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他明确主张，学校应聘请谙习西学者为老师，“致知格物，实事求是”，为国家培养“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

再如他论及改造帝国庞大的官僚集团，在“冗员”一节表述说：“整顿吏治，必先遣散冗员。”国家财政养的官员太多，“十羊九牧，官多民少”，不仅百姓负担太重，而且会滋生腐败，毁坏国家的统治机器。他引述贵州政府官僚集团超出编制，恶性膨胀的例子，说：“以边瘠之省，而蓄群虎狼于其中，吾民有几许脂膏，常供若辈之吮吸也？”边远落后的省份如此，内地富裕的地区则更甚。这其实是专制帝国的老病，有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救治之难，超乎想象。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出路唯在做官。汤寿潜在“限仕”一节论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时说：“嗟乎！自选举之典废，而牙牙学语便以仕进歆动之，其未仕也，如饥蝇慕膻；其既壮也，如驽马恋栈。”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一直要做到死，因有荣华富贵在焉。“夫头童齿豁而尤营营于仕宦，此非天下之至庸极愚，可悯而不足惜者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官本位的毒深入骨髓。国民之心理与制度相关，专制帝国官贵民贱的制度不改，社会导向和民众的文化心理无从改变，官和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滥，越来越贪，所谓“遣散冗员”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又非大清国一朝之顽疾也。

汤寿潜1856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汤氏祖宅，是从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士子。从小攻读四书五经，聪颖上进，少年时就自负地说：“青紫可芥拾，求田问舍，非吾事也。”已确定了当官的志向。到了三十岁，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仍然滞留田舍，看不出有经国治世，大展宏图的可能，于是，对唯一上升的阶梯——科举制度产生了愤懑和怀疑，说：“大悟五百年时文之毒，天下遂成虚病……欲矫虚病，求人足自食，非急行事业不可”。汤寿潜深感此时满腹经学无补于生计，如果不寻找出路，他将成为后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于是，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做了地方官员的门客。其间，他协助张曜从事地方政务，治理黄河，对清王朝的政治有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汤寿潜有管晏之志，不甘心做一个地方官的私人幕僚，但科举上升的路如此艰难而漫长，汤寿潜必须找到进入帝国官僚体制的捷径，他要对国事发言，使统治者知道他的治世之才，让人们认识到他虽是一介布衣，但绝非沉溺于八股帖括的庸人。汤寿潜不仅研读和摘抄《通典》、《通志》和《通考》等传统的中国典籍，从那里寻找读书人的立身之本，并且留心西方思想和文化，从制度、风习、技术等层面寻找差距，加上在幕僚任上参与实践和观察，他深感自己对国事已有了心得和发言权。1887年，他回到了家乡撰写《危言》时，正当壮岁，不缺少激情和进取心，对自己的前程也满怀期许。历时四年的时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完成了《危言》四卷的写作。这期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得中第六名举人，但这不能使他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他仍然是帝国政治的局外人。1890年，他参加了一次会试，名落孙山。1891年，汤寿潜三十七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再次赴壬辰科会试，这次的主考官是翁同龢，他幸运地得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榜得中的还有蔡元培、张元济、叶德辉、唐文治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名流。汤寿潜的试卷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好评。此时，青云有路，丹墀可攀吗？非也。“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汤寿潜只被授予国史馆协修（或许相当于一个助理编辑），根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他在国史馆待了两年多，作为体制内的文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朝引以为国之干城的北洋海军覆灭，朝野震动。如久病之人被揍了一闷棍，挣扎醒来，四顾茫然，手足拘挛，心跳气喘，至此方思救治之术。汤寿潜于翌年三月，被外放到安徽青阳去做知县，临行，翁同龢召见并与之长谈，3月8日，翁在日记中写道：“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这年4月17日（三月廿三日），战败的清王朝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当天，翁同龢将《危言》进呈光绪帝，其后，朝中大臣孙家鼐也向皇帝力荐此书。翁同龢身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孙同居中枢之重，对汤寿潜及其著作如此称许，似乎汤的仕宦之路会很顺畅，他对大清国开出的医国药方也得其用哉！

九重宫阙，云路迢遥，汤寿潜的《危言》虽然上达天听，他仍然要以微末之身到青阳去上任。他在《危言》开篇，即述志说“吾欲乞斗大山城，为之牧宰，小试吾道”云云，如今真给他个“斗大山城”，按说他会令行禁止，纾解民瘼，践其言而行其道，把青阳县搞成大清国的模范县才是。可他到任不足三个月，就撂挑子不干了。我没有看到他在青阳知县任上的任何资料，似乎他也没留下这次出仕为官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官场绝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容许有抱负的官员放开手脚，兴利除弊。各种关系，各种潜规则，各种牵绊和陷阱，将使初入者无所适从。腐朽帝国的官场是恶人和小人的角逐地，有理想报复的读书人无所容其身，或许这是汤寿潜抽身而退的原因。

这年7月，他辞官回乡，成为民间的读书人，所谓“医国”之志，终成泡影。同年，他被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已出离体制，靠学问谋生立世。此时，国势日蹙，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着华夏文化的堤岸，汤寿潜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认识到这个老大腐朽的帝国只有学习西方，加速改革，才有生路，他不仅在丽正书院讲求时务之学，如西方的宪政和法律、国际公法、契约关系（约章）、地理（地舆）、制造业、科学普及知识（格物）、数学等西方学问，而且结交当时力图变法图强的知识名人，与张謇、汪康年等加入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成为最早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

汤寿潜没有进京朝见皇帝，向皇帝陈述学习西方的变法主张，也没有被皇帝任用，成为帝党一员，这使他逃过了一劫，但他的“医国”主张也成为了纸面文章，对时政毫无补益。数年间，他游走于苏、浙、沪一带，出入于官署，讲学于书院，结交人物，热心教育，痴迷于学问文章，因此声名日隆，成为江南著名的士绅。像汤寿潜这样曾有过科考功名的人，即便游离体制之外，由于他的身份，能够广结官员和士人，其社会基础不容小觑。他对地方政治有发言权，也有可能被召回体制，授以实职。1900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两宫外逃，就是汤寿潜等人出面，说动几省地方大员，结“东南互保”之盟，使东南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张謇为汤寿潜作《家传》有语云：“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大，其谋实发于君。”汤寿潜以在野之身，在地方政治上有如此作为，殊为可贵。这也是他自诩为国之“策士”，最得意辉煌的一“策”吧！

从甲午之败到庚子之乱仅仅五六年，大清国连遭重创，实在挺不住了，因此朝野上下皆思改弦更张之道，立宪变法的呼声日渐高涨。民间的士人成为推动立宪的重要力量。1901年，46岁的汤寿潜撰成《宪法古义》一书。这部著作标志着汤寿潜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认识已十分成熟，它应该成为大清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设计蓝图和普及读本，使汤寿潜跻身于清末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而毫无愧色。《宪法古义》三卷，分别论述了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和立法之关系，法院的权利，国民的权利等内容。他在叙（序）中引管子之言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反观中国，“无数百年不斩之统，无数十年不乱之省”，王朝更迭，动乱不休，皆根源于没有一部为统治者和国民共同遵循的根本大法。中国自古讲礼，礼者，别尊卑也；西方讲利，利者，公而平也，没有平等，当然也就没有宪政。中国的士大夫谙于旧习，颟顸僵化，不知专制之外还有民主政体，所以一谈立宪，闻之变色。戊戌变法，无一字言立宪，可无知者偏以立宪归之，以重其罪，立宪一词，成为当局之大忌。“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渐腾于朝野。”君主立宪运动是国内外形势倒逼的结果，由于统治者的顽固拖延而功亏一篑，随着大清国的覆灭而寿终正寝，然而它留下的思想资源却不可湮灭。

汤寿潜论及元首之权利时强调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来于人民授权，并非神授，也非天经地义。“若立宪民主，则为人民所委任，皆在法律之下。”又云：“三法鼎峙，有利无弊”在《议院之权利》中强调议院对国家财政的监督：“预算非议院许可，不得征一兵，不得用一钱。”在《法院》一节，强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独立不羁，权归法院。”“明法为一国所遵守，虽天子亦不能以私违之。”在《国民之权利》首先强调言论和出版自由：“言论不外二种，一著述，一论议。孔子之作《春秋》，语多微词。两汉经生，各尊所闻，未尝奉一家之言以为主，此说经之自由也。司马迁作史，力陈武帝之非。班固著书，不讳元后之恶，此作史之自由也。周末九流并兴，各持一说，此著书之自由也。若论议之自由，征之古代，厥证尤多。”汤氏强调中国有出版和言论自由之传统，和当代立宪之说并不矛盾。之后，他对人民的集会自由、迁徙自由、信仰（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居住权、人身劝、通信权、起诉权、鸣愿权（上书言事权）、服官权（不分职业，民皆可为官）、参政权和缴税、服兵役等各项自由及权利义务均分条论列。

汤寿潜的《宪法古义》当然有它的历史局限，“古义”者，即云宪法之精神和各项条款中国往昔皆有之，所立之宪，乃我华夏“沉渊之珠”，并非来自西方的洪水猛兽。这对于消除为政者和顽固派对立宪的疑虑或许有用，但它的立论根据则大可怀疑。无论远古的《尚书》中有多少“宪”字，此“宪”非彼“宪”也。无论中国的商鞅、申韩等法家如何强调“法”，此“法”非彼“法”也。“历代都行秦政治”，三千年的专制帝国只有帝王“口含天宪”，哪里有统治者和百姓共遵之法！清末立宪派之“宪”尽管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威和权力，但它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人权、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东西，汤寿潜端来的是中国的古瓷大碗，里边装的却是西药，然而让手里紧紧抓住专制权杖的危重病人喝下这碗药谈何容易呢！他知道自己病得要不行了，但他就是不肯喝，他的眼里满是疑虑和恐惧，围在病榻前的人们泗涕交流甚至以头抢地力劝敦促，病人也声称准备喝——预备立宪，但终于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把药碗凑近唇边又推开。

统治者推诿的理由不过以下几条：一是借口人民教育程度低，不配搞宪政，汤寿潜驳斥说：“惟其低也，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也就是让人民在民主政治中学习管理国家，借口人民程度低，拖延几十年，让人民在专制制度下捱日子，难道人民程度就会提高吗？二是怕人民权力太大，从前的专制权力无法行使。这正是统治者恐惧立宪的最大心病。汤寿潜说，如今国家弄到如溃瓜，如败叶的地步，难道不是人民没有权利的结果吗？“未闻人民有权力之国，而列强敢于凌辱者。”第三涉及到立宪的具体操作层面，说是中国户籍法尚未制定，统计局未能遍设，人口与财产之实数未能切实调查，选举将无从着手。汤寿潜以日本为例：“查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之户口，东京府与警视总监所调查差六十余万，而日本国会已开十九年矣。”以此为理由拖延开国会，搞立宪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上见汤寿潜《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汤寿潜针对大清国的危局和现状，沉痛地说：“似宪政而非宪政，似集权而非集权，峻法无救人心之涣散，兵力适为敌国之驱除，益为中国危之。”

1909年，光绪和慈禧两宫宾天后，三岁的宣统即位，摄政王载沣执政，大清国在满清权贵的操弄下，更加危殆。这年11月，汤寿潜上《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标本治法折》，举凡内政、外交、教育、财政等弊政皆有论列，但这无异对一个危重病人大谈体育健身之道，权贵们心不以为然，云何起而行之？同年，汤寿潜再上《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对清廷重用权贵以练海军、官吏肆意钳制舆论和朝廷的秘密外交严加斥责：“舆论之不可以空言尊重，而以钳制之实状风示天下也。”对于官吏滥权，封杀舆论，他说：“为国家发扬舆论，办报者何负于国家？纵不能尽从舆论以儆官邪，奈何反纵官邪以压舆论！匹夫无罪，传达舆论乃其大罪！且他罪虽重而可以贷，传达舆论之罪虽轻而拘挛无赦，办法出于五刑之外。”

立宪运动之始，汤寿潜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仅写书宣传立宪，而且上书言事，敦促朝廷尽早立宪，他认为唯有立宪才能挽救大清国之颓势，救其于未亡。但他自觉偏处东南，不在中枢，身微言轻，无力影响国势之走向，因此，曾致书朝中大臣章一山（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瞿鸿禨（时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期待他们负起立宪改良之责。1906年，汤寿潜对朝廷“预备立宪”满怀期待，这年九月，他在致瞿鸿禨信中写道：“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寄望于这些近臣，希望他们推动立宪，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伟人”。但这一切很快归于失望，“内政未完，外侮交至，其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亦既为臣民所共见闻，非必待流涕痛哭之言而后知之也，然病此深矣，救之之药，终无以起沉疴而复其健康者，”（《为兴亡大计决在旦夕国势忧危亟应挽救沥陈管见伏祈圣明财择折》）如汤氏其人，既中科举，终为体制中人，身在乡野，而又随时可入庙堂。他辞去安徽青阳知县九年后，曾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1909年8月，又被任命为云南按察使，同年11月，转任江西提学使，以上任命，汤氏皆没到任。尽管如此，汤氏自觉和朝廷休戚相关，大声疾呼，沥血陈词，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终“可怜无补费精神”。戊戌变法时，光绪两次召其入京朝见，虽因延宕而未成行，但君主眷顾之殷，于此可见。1909年，汤寿潜五十四岁，竭数年之心力劳顿，他所主持修建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工程质量之优，造价之廉，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按说，这是他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刻，然而他的心境也最为寥落黯然。这年11月20日，他奉命进京请辞云南按察使，陛见摄政王载沣，千言万语壅塞心头，但却无话可说了，堤岸溃决，大厦将倾，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摄政王要他“尽欲所言”，他伏地顿首，也只能说出一句：“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此言一出，摄政王也只能默然以对。大清国此时大限已近，所谓肩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那碗救命的药已经凉透，病人牙关紧咬，手足痉挛，想喝也喝不进了。不到两年，武昌那边一阵乱枪，大清国两腿一蹬，呜呼哀哉！任君纵有回春手，应知病国不可医。汤寿潜医国之志终成泡影，只能坐待其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