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患癌后的生死体验与思考：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 - 蒙城汇

自从发现肿瘤，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他说，将这些经历讲出来，是因为“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

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每个人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但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生命时报》对凌志军的专访，就从这样一个人，一场病，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

凌志军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凌志军昏昏睡去，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恶心、头痛、天旋地转，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回到北京后，一系列检查告诉他，他患上了肿瘤，脑子里有，肺里、肝里也有。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也是求生路。

记者：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在经历了震惊、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

凌志军：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

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

我当时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对我视而不见。

我发现，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温度和生命的胶片。

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我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

那天，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诊断。

记者：在看了很多中国医生的门诊之后，你的亲属也向欧洲的专家征求过意见，中外专家有怎样的不同？

凌志军：我妹妹是在国外行医的糖尿病专家，她拿着我的片子和病例请国外几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得出了和国内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

通过妹妹的描述，我了解到，国外专家很认真地对待影像胶片，反反复复看了1个小时，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自觉症状；而中国的专家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一次“特需专家门诊”仅用3分钟就完事了。

我知道，仅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所有中国的医生，有点以偏概全，但是从我求医问药的经历来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遭遇。

凌志军：不单单是医生，中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中国人对熟悉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会很关心，对陌生人比较冷漠。在欧洲，人们更讲公德，对陌生人也比较友善。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职业素养更高。

凌志军：医生对于病人的影响力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大多会让病人感到绝望。

在我的经验里，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我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

记者：你看病时找到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大牌专家，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让你能够拥有这些医疗资源？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办？

凌志军：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挂号、排队的。我觉得这样更能鉴别一个医生的道德水准。

靠熟人关系、权势名声或者靠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钱的病人。

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专家，甚至是大牌专家对你的病判断是错误的。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医生犯错？

凌志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医学权威不少。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我颅内的病灶是恶性的，必须手术，结果我执意继续观察，不做手术，最后那个病灶自行缩小了，可见不是肿瘤，就算是肿瘤也不必手术。

一开始很多医生说我肺内的占位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但它其实是恶性的，幸亏手术做得及时。世界上任何人都会犯错，医生也一样。

一方面，受制于人性的弱点，医生有普遍的职业优越感；另一方面，医患之间供不应求会造成医生的麻木和厌烦，再加上利益的纠葛，犯错在所难免。

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贬低同行、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更大。这样的医生越是地位高、名气大，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为他犯错的原因。

胸部手术后3天，凌志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高烧不退，让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然而在身体慢慢痊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并开始反思医疗体制中，尤其是肿瘤领域里的“过度治疗”问题。

记者：网上有人称，癌症患者在某些医生眼里就像“唐僧肉”。从你的求医经历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凌志军：我刚发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死于癌症的人，1/3是吓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病死的。那1/3治死的人里，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是“过度治疗”导致的。

100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

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得益于检查手段的进步，从而使越来愈多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我想，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

在一些病人延长了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生命时报：大部分患者对医学并不太了解，他们该怎么区分合理治疗和过度治疗呢？

凌志军：这个确实很难。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到那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即使一个医术精湛、绝无私心杂念的医生，也难以处处周全。

坚守一个信念也许有用，那就是“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

作为病人，你需要和医生讨论你的治疗。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拒绝。我建议患者，你不仅要倾听医生的话，也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同时，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医疗等系列问题，然而目前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谈癌谈病色变”的，我们深知一旦患上癌症或者某种疾病对个人健康及对整个家庭会带来多么大的摧毁力，漫长的治疗抗癌道路上，国内医院的不专业，医生对待患者态度冷漠，出现问题会互相推诿扯皮，这些会一点一点的消磨掉患者和家属身上的耐心，在绝望与重燃希望之中无限循环。

其实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是不分地域的，癌症不光在中国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杀手”，在西方国家也一样，那么西方国家在面对癌症以及做抗癌治疗会和中国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国外医生在治疗癌症会和中国医生有哪那些区别，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患癌之后在国外求医经历给我们做了一个印证，而这正是国内医院和众多医生应该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