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三） - 蒙城汇

在东方社会中，人的普世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于是在某些时代，极少数人的价值出奇地高昂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接近于零。黎民百姓不断被告知必须为了某个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最后我们既不知道为之奋斗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们曾经以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奋斗，其实在那个整天叫嚷集体利益的年代，每个人的利益都被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践踏，甚至后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坏。所谓的集体利益变成了蔑视个人权利的借口和践踏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毫不客气地迫使我思考极其尴尬的现实：从口号中的“主人”到现实中的奴隶，从理论上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到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这曾经令我困惑万分的反差，终于由于一件事而让我如梦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夏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下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毕竟，当时完全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牛马般的劳作令人倒头就可以熟睡。但是，我们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须继续干，而牲口去避雨。蹲点（到基层监督）的公社书记这样下令。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村子里的老乡却已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产队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问题就大了，一是治疗昂贵，二是暂时没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么生产队就受大损失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蔑视人的价值的事情发生在距伯里克利讲演近两千五百年后。这漫长岁月中人本主义的理性和实践的波涛巨澜，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风平浪静，不见丝毫涟漪。

这样的难堪，自然会使得一些人争辩古希腊仍然实行的是奴隶制，以此减少我们的惭愧。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中，社会被分成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处在最底层，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对于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不错，古希腊有奴隶存在，但是古希腊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制上。在古希腊，奴隶从来不占人口的大多数，极盛时期的雅典也仅占了人口的3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腊奴隶的地位和生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隶，甚至奴隶无需为公民或自由民让道。在城市里，人们无法辨别谁是奴隶，谁是公民，奴隶的穿着和举止和公民并无二致。奴隶可以从事文书管理，经商行医，甚至担任警察，他们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已。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隶非彼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社会中的奴隶更像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在没有成为公民以前，移民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其它一些仅仅公民才享有的权利。古希腊的雅典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国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隶，他们虽没有公民的权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挣取报酬，并和雅典公民一样由衷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古希腊的奴隶生活，但必须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图13－1）的一些讲演中，我们知道至少两个奴隶的故事，一个是帕西昂（Pasion），为银行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明，最后被提拔，成为银行家并且脱离了奴隶身份，甚至获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后来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给了和他同样经历了从奴隶到公民的佛米奥（Phormio）。

古希腊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还可以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申明了其道德准则。誓言摘录如下：

“我以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亚、帕娜西亚以及众神的名义起誓：……我将依据我的能力和判断医治我的病人而绝不伤害任何人。我进入病人的住处仅仅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绝对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对自由人和奴隶都一视同仁。对于任何我可能在行医时听到的隐私我都将保守秘密绝不传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声明了行医不应该和被治疗者的社会背景或身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宗旨，后来成为西方对人的价值之普遍态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致今天仍然作为行医的准则而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实践，至今医学界仍然要求行医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始于古希腊，因为人本主义精神是导致人道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产生在古希腊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别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在华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难以产生，更难实践。就是今天，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也不得不羞愧满面。

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和实践，但绝非以人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对于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对于官僚的感恩；皇帝对于大众的施惠，官僚对于子民的施惠。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图回报的帮助在中国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扬。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前，通常前者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而后者则会问自己，我回报得起吗？的确，后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识并且以后再不相逢。那么帮助的功利基础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赠施惠。但是平等的帮助则不同，其功利基础是更加广义的。当你帮助一个人，并非由于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亦非他今后会帮助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你道义上的职责，并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个和你素昧生平的人会挺身而出。这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础，也是其道德准则。

这需要更加远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实现，因此其道德准则是更加高尚的。这样的道德准则不仅仅需要功利基础，还需要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精神”就是使之实现的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权利和职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观。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在此上，“公民”才得以产生。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实现。

宋代被很多人誉为文采风流、礼重士人的黄金时代，号称“人文大宋”。但那仅仅因为皇帝允诺不杀士大夫、不杀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诺归允诺，从苏东坡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迟，当时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可想而知。仅仅因为一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咏桧树的诗句就被以诽谤时政的名义罗织入狱，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大宋文人的权利远不及古希腊的奴隶。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婢女被随意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却无人过问的例子史不绝书。宋人洪适《夷坚志》载有宋代兵马统辖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颊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甚至压以重石，火烤水浇，无有不死，前后甚众，全部埋在后园中。

南宋号称名将的杨政的虐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姬妾若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后还能看到人皮挂在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称作奴隶，但她们的命运，绝非一个社会地位的名词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后的中国，由家族的祠堂杀人也绝非孤立的事件。族长可以处死被认为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处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把棺材里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处死的妇女活着放进去，钉死棺材盖板。然后由族人滚动棺材，让里面的女人活活呛死。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由某个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而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的。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确实超越时代，是人类理性的难以企及的典范。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锋出现在舞台上。……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的人文准则就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古希腊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腊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职务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地位或者家庭背景。为了避免少数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古希腊甚至采用了“陶片放逐法”来避免独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数人赞同放逐某个高官，此人就不得不离开本国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并不会损失财产也不会受到另外的惩罚，他仍然可以回来，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见，古希腊人需要的政府，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旨在照顾全体公民利益的管理组织。古希腊人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被关怀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于他人之下。

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他们独立自主，言论自由，他们决定国家的政府组成和官员任免。这样的政制仅仅发生在古希腊，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都不曾出现。因此，古希腊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权”等概念，从来不见于古中国，也不见于古埃及、巴比伦或古印度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文明。确实，把人的价值放在神和统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腊。

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后来把它归于古希腊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时并非没有疑虑，我曾经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发现，仅仅从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并不能直接导致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公理。这显然和古希腊的其他几个公理一样令人对其来源不解。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公理的定义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自明的真实”。那么，为什么这样自明的真实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却如此地难以理解呢？

古希腊人礼赞的是人类本身，他们关心真实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关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典范，其在真实和裸露的人体与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权威。它们被重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社会价值和形态。在华夏历史上，其顺序永远是：权威、信仰、人，这就是“官本主义”。在别的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顺序：信仰、权威、人，这就是“神本主义”。唯独在古希腊，其顺序是：人、信仰、权威、这就是“人本主义”。

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人类才得以平视和俯视“神权”和“皇权”，这才有了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讲演，有了灿烂的古希腊雕塑，有了辉煌的古希腊戏剧，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学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以外的民族，“神权”和“皇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腊，在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威统统必须让位给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艺复兴的后期，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轶事也许给了“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释。

拉普拉斯写了巨著《天体力学》，为了尊重作为皇帝的拿破仑（Napoleon），就送了一本给他，皇帝看了并不理解，但问题还是有的：“为何书中只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称经典：“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这意思都已经很明白了，连上帝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而已，自己只是一个皇帝，还可以说什么呢？拉普拉斯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这么牛？为什么敢于蔑视上帝？古希腊使然，文艺复兴使然！

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图腾”，这一人类文明史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图腾被原始部落的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象征，和他们有着某种血缘的和神圣的关系。图腾的形式各种各样，或是怪兽，或是变形的人像，或是某种图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这样的象征和符号才可以称得上“图腾”的话，那么，唯有古希腊没有图腾。或者说，古希腊的图腾就是人本身，那从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腊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样的古希腊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题。如果有怪兽，那么仅仅是作为敌对的势力，或者是以陪衬而出现的。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13-2，13－3）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图13－4）。在尚存的雕塑残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战胜强大的丑恶的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比如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胜恶兽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图13－5）。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她们美丽，他们强健，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的健美不会使我们产生恐惧，而是产生了认同、想往和追求，他们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产生认同和鼓舞。

正由于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龙，不知何时开始龙成了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这足以构成恐惧。由于恐惧，所以图腾。图腾的目的就是用对恐惧的粉饰和崇拜去接近凶恶，从而获得心安理得。而聪明的国人，并不仅仅渲染这种恐惧，而是给予了恐惧以足够的粉饰——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这就是华表（图13－6）。如此独具匠心的龙和祥云的结合，便将恐惧用吉祥淡化了。于是，恐惧变成了可以托付的权威。那么，华表是中国的图腾柱吗？我并不怀疑。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另外一种顶礼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图腾（图13－7）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华夏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可以很肯定地说，“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对于恐惧的崇拜和复制恐惧的热忱。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但是，和中国人、印第安人相类似的图腾和图腾柱不见于古希腊。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13－8）。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13－9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古希腊的雕塑，洋溢着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间最值得称颂和关注的焦点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13 - 10）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驻足她身边时，你更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13－11）和佚名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Venus）”（图13－12）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相比那些把怪兽奉作图腾顶礼膜拜的文化，古希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脱俗。因此，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她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中或隐含或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无可掩饰的自白。

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一个社会将会怎样？我们从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了“人本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所有的貌似正义的说教，都会在其中扭曲变形，其所谓“正义”，将蜕为恃强凌弱；其所谓“民意”，将沦为以众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质必须是人本主义，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后者是必须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质。正是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的统治不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迫害。人本主义精神之伟大和深远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暴政和独裁。

“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赠予人类的永恒的礼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人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贡献，如此伟大以至于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表达，还是让我们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讲演中的一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