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一） - 蒙城汇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的兴起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但其精神追根溯源来自于遥远的古希腊文明。现代学者如是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

古希腊的普洛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修昔底德“人第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豪迈宣言，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关心人的命运，看重人的感受，为了人的福祉，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了古希腊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古希腊，用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并非没有争论，但是其争论仅仅在究竟是人的感知作为万物的尺度，还是理性的本质作为万物的尺度。其实无论哪个论点，都把人置于最高的地位。可以说，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和人本主义对立的是“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神本主义”把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按照神的意志生存，神的意志高于人的存在；“官本主义”把权威放在世界的中心，人只是权威的附庸，权威高于人的存在。而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远远置于信仰和权威之上，与“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全世界的宗教都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按照神的意志行为，按照神的意志思维。而古希腊人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一群与人几无差异的奥林匹亚诸神。公正却风流的众神之父宙斯，智慧却嫉妒的天后赫拉，勇敢但喜欢惹是生非的战神阿瑞斯，美丽温柔但轻浮虚荣的爱神阿芙洛迪特，智慧好学的缪斯，喜欢热闹狂欢的狄俄尼索斯……他们同时具备人的优点和缺点，就连古希腊人非常崇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也会因为妒忌而参与毁灭特洛伊城。这些像我们自己和邻居一样有缺点和极富人情味的诸神，和别的宗教中的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上帝、真主和菩萨截然不同！其它宗教鄙视人间的欢乐，推崇绝对的服从，祈求天国的永生，唯有古希腊神话，更多关心人间的欢乐，关心人间的公正，甚至调侃神的缺点。神和人一样多情多欲，并且不时到人间来畅游享乐，他们同样喜欢美酒与音乐，喜欢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男子，敬重勇敢的英雄。他们更像人的朋友，而不是其他宗教中那些高高在上、令人必须仰视却不敢正视的主宰。

除了古希腊，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神的价值被无限高估：神是人的救世主，大千世界的创造者，人需要匍匐在地感激在心；神是权威的化身，最高的仲裁，人需要俯首帖耳畏惧万分；人被降格成神的附属品。这难免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道德准则，即人为了神而生存，即便神的意志不是人生存的目的，那么也是人生存的准则和真理的标准。圣经《旧约》的《约伯书》塑造了一个典型：上帝为了向撒旦显示约伯对于自己的虔诚是无条件的，他纵容撒旦一步步让约伯的土地荒芜，牲畜死亡，孩子和妻子丧生，甚至让约伯自己也失明、残疾。上帝最终在和撒旦的打赌中胜出，因为约伯的虔诚的确最后丝毫未减。上帝高兴之余，随即恢复了约伯的健康，重新娶妻生子，牲畜成群，土地丰饶。这就是基督教《旧约》体现的价值观，试图让世人相信对于上帝的无条件信仰的重要和有益。不错，约伯由于矢志不渝的虔诚而得到了最终的回报和奖赏，但是，因为上帝和撒旦打赌而无辜死亡的约伯妻子和儿女又得到了什么呢？

但是古希腊却不同，她对于神的描述没有这样恐怖和不逻辑，她对于神的尊重并没有妨碍对人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理性。只有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不能主宰人的命运，反而和人一样受到命运的捉弄。古希腊的神灵同样会为情所苦，伟大如太阳神阿波罗也征服不了自己心仪的美人，那位美丽的凡间少女宁肯化作一棵桂树，也绝不接受太阳神的求爱。当古中国人用童男童女的生命为祭品，祈求老天下雨的时候，在古希腊不朽的《荷马史诗》中，却记载着战神阿瑞斯被人间英雄狄俄墨得斯的长矛刺伤的故事，伟大的战士竟可以战胜神！这在其他民族的神话中，是不可想象的。《荷马史诗》被誉为“古希腊人的第一部人生教科书”，其所描绘和教导的，和成书时间远远晚于它的《圣经》、《可兰经》和《佛经》截然不同。虽然《荷马史诗》的时代还是古希腊比较不发达的时期，而其中的英雄正是古希腊人的偶像和楷模，史诗折射出了古希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的英雄为正义而战，绝不畏惧神明。

古希腊的宗教信仰中所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特点，体现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古希腊文明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她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如是说：“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他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为赞美众神之父宙斯而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何尝不是对于人类自身力与美的赞美？《荷马史诗》中对英雄的讴歌，何尝不是古希腊人意志与勇气的自我写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论述，何尝不是对于人类理性和公正的追求？只有理解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才能理解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才能理解真正的古希腊精神。

一个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文化并不一定可以幸免于“官本主义”。在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也有诸多可爱的神，如夸父、女娲、后羿、姜子牙……虽然古代中国的众神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严格和精确的谱系，但是他们的世俗化程度和古希腊的众神不相上下。我想到古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这些类似之处时，总不免扼腕叹息：为什么华夏文化没能沿着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是由于古希腊林立的城邦国家导致了这样的区别，那么其实中国那时分封的小国林立，独立程度并不亚于古希腊。就在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山西，就有多个小国。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秦代以后的大一统，那也难以自圆其说，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朝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而正是在那里，古希腊文明创造了进一步的辉煌。但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深渊，却走向了“官本主义”的泥潭？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缺乏“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华夏的众神传说和古希腊的众神传说貌似神离。

我曾在华山上看到传说中的“大禹脚印”，传说他一脚在华山，另一只脚就已经踏上太行山了；我也曾在太行山脉的一些山峰上抠出过很多贝壳化石，当地人说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遗迹。这些自然景观和地质演变的痕迹，被添加到传说之中，百姓对大禹之爱戴，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憧憬，如果大禹在世，我们就不必这样起早贪黑事倍功半地“农业学大寨”了。因为大禹片刻功夫就会把山水治理好了。大禹没有盼来，但是大禹传说中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却被用来教导我们不要回家。那时我们清晨不吃饭就出工，早饭和午饭都由专人送到地头，以节省回村吃饭的时间。那冰冷的粗粮，令人更怀念大禹的神通，但不是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

后来随着岁月流逝和思考阅历，逐渐质疑大禹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被视为美德的道德基础。很难想象如果大禹和他的妻子、家人感情很好的话他会这样做。这些远古的飘渺传说之真伪已无法考证，但如此造神手法，却无疑体现了中国式英雄的标准：“不爱家人，也不爱自己，却爱世人。” 如此说教，为害匪浅，一方面将原本源于民众的英雄奉上无法亲近的神坛，另一方面，刻意在民众和英雄之间挖掘了永难跨越的鸿沟。难以想象，一个对家人漠不关心的人拥有普济世人的胸怀。这类说教把道德和情感对立，塑造出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缺少七情六欲的神仙和圣贤，也许可敬，却不可亲。中国的神话没有勇气创造和人一样有优缺点的神，因为其认为人本身是不应该被赞颂的，只有压抑人性，才算英雄圣贤；于是一旦成为英雄，便人性全无。这和宗教倒是异曲同工。

华夏这些“神”化了的人实际上就是“官”的原型，历史上的官就这样被描写成了完美的“神”。于是，国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期待一个青天大人，一个明君，一个大救星，然后托付一生，剩下的就是顶礼膜拜和歌功颂德了。多么简单和省力的事情！这“官”远比“神”来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权威，因此顶礼膜拜“神”还不如歌功颂德“官”。于是在中国，宗教在任何时期都和权力共生，权力本身就包含了宗教，而宗教则成了权力的附庸。

秦灭了六国，秦始皇就是宗教；汉代以后，为朝廷所用的儒学就是宗教。相对于权势，宗教只能处于附庸的地位，于是宗教在中国一直是世俗的。古希腊的宗教也有世俗的特点，但是古希腊的宗教是为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宗教是为权力服务的。古希腊的神是人的朋友，而中国的神则是权力的搭档。于是在华夏，“神本主义”被“官本主义”取代了。因此，在“官本主义”盛行的华夏，造神运动就是必然的实践，毕竟“官本主义”和“神本主义”是孽生的。

由于这些“官”被神化，他们就不再具有人的缺点。而古希腊则不然，柏拉图的《理想国》【1】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朋友毫无顾忌讨论人的生活、人的缺点、统治者的缺点。正是直面所有有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有可能在《理想国》中描述统治者的素质：他们必须懂得哲学。古希腊时代，“科学”这个词尚未出现，那时古希腊哲学很大一部分就是“自然哲学”，亦即今天的“科学”。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根本没有谈及神的意志，没有给予神在统治中任何地位，他们所论述的是人和国家的意义和关系，讨论的是如何选择合格的统治者。他们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必须由理性的人来统治，由懂得哲学的人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要保证其统治者是合格的哲学家。嗟乎，“官本主义”在如此强大的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社会里哪里还有生存的空间？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书名原文是“πολιτεία”（Politeia），其英译本翻译成“Republic”（共和国）。由于书中充满了理想和理性，于是被后来的国人称作“理想国”[2]。不管是哪种译名，都体现了作者对一种国家形式的追求——这样的国家，既不靠神，也不靠官，靠的是公民，理性的公民和公民的理性。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图11－2）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nd）诠释了人、信仰和权威，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盗天火，宁肯受痛苦的惩罚也绝不屈服于天庭的淫威，其境界截然不同。“我宁愿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和义正辞严的正是他的信念和古希腊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准绳——人的价值。普罗米修斯最后被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这也颇具象征意义：他的获救终究来自战友的努力而不是权威的恩赐。古希腊悲剧以其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样的艺术形式和主题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

我深究了所有我可能查找的文明和社会形式，除了古希腊外，没有一个敢于这样质问和对抗神。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各种各样的其它宗教，都没有任何勇气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能允许，这样的质疑或对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神之上，也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官之上。

谈到古希腊的戏剧，就不得不谈谈古希腊的剧场。所有古希腊的定居点，都有这样的剧场。剧场是扇形的，观众席以舞台为圆心形成弧形，观众席第一排和舞台等高，然后每排的高度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升高。在雅典卫城脚下的狄俄尼索斯剧场遗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德尔菲剧场遗址（图11－3），在以弗所（Ephesus）的剧场遗址（图11－4），米利都（Miletus）的剧场遗址（图11－5），甚至在古希腊文明的边远地区黑海北岸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古希腊剧场遗址，我都特地坐在观众席上试图体验作为观众当时的感受。我发现每个位置的视野和视角都很好，在任何一个位置的观众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观赏演出。剧场规模根据所在城市的人口而定，有的可以容纳数千人，而有的更可以容纳数万人。以弗所的剧场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剧场的观众出入和疏散通道也体现了对于普通观众的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米利都剧场的观众通道（图11－6），和现代体育馆的观众通道的设计很相像，设在剧场的背后位于观众席半腰的高度，照片中显示的光亮处就是通向剧场的入口。我当时还在这个通道里休息片刻，凉爽驱散了仲夏的炎热，静谧代替了曾经的喧嚣。我风尘仆仆、匆匆而来，但晚了两千多年，因此没能赶上当时的精彩，却俨然故地重游，拾起不再完整但永恒的记忆。我毫不犹豫地打开最现代的书写工具，在这荒野中古老的米利都遗址，写下了我的观感，其中一些文字，就在这本书里。

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是如此地独一无二，观众席高于舞台，演员和演出是注意的焦点，但观众高高在上，才是“主宰”和“法官”。由于这样的剧场设计，当时的古希腊小孩子也可以在观众席上毫不费力地欣赏演出。

这样的剧场设计揭示了古希腊人对待人的态度，表达了对公民的重视和对权势的限制。这些看来似乎偶然的细节，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内涵。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原则的不经意的流露——在古希腊，是“人本主义”的体现，在那里，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官本主义”的可能。

西方议会的阶梯形式，也必然来自于古希腊。当领袖们在议会的中心部分但却是最低的位置发表演说时，民选的议员和旁听的民众都坐在比这些演说者更高的位置。对国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到议会旁听。我参观过加拿大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旁听席，旁听席占据了最高位置，旁听的公民俯瞰政治家在议会中的演讲和争论，俨然把统治者置于监督的中心，而非权力的顶峰。

图11－7，欧洲议会，议员和主持人在会场的下方，画面近处的都是身份为普通欧洲公民的旁听者。我不是欧洲公民，但是也被允许进入议会的旁听席。整个会场立即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古希腊的剧场也是会场，艺术家的演出和政治家的讲演和公民集会都在那里举行。欧盟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笔者摄。

在古代中国，无法想象皇帝会在古希腊式剧场发表演说，而让平民听众从同样的高度平视他或从高处俯视他。在民主的古希腊，普通公民决定高官的任免，至高无上的是公民大会；而在专制的古代华夏，在民众之上是层层加码的官僚，至高无上的是皇帝。在古希腊的体制下，公民是社会的根本；而在中国的社会里，官是社会的主宰。“人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甚至在细微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看似自然而然的古希腊剧场的平等交流，胜过了多少出自高高主席台的声嘶力竭和冠冕堂皇。前者润物无声却深入人心；后者震耳欲聋却苍白无力。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和神的界限模糊了，古希腊在人化神的同时，也神化了人。因此，人和神相比不再微不足道。古希腊人创造的神就是他们的榜样，其实，古希腊人就是按照这样的榜样生活的。别的宗教要求人们按照神所说的做，而不是按照他所做的做，但是在古希腊恰好相反，古希腊人就是要像神所做的那样去做，而对于神所说的竟不在意，他们把神的行为看作生活的榜样。没有任何其它宗教有如此的信念，也没有任何其它民族有如此的勇气。

其它文明中，人和神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人（包括官）为神而存在，人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神的目的，此即“神本主义”；另一种是神为极少部分人（即官）而存在，统治者通过宗教从道义上和心理上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此即“官本主义”。但是，古希腊人却勇敢地让神和他们一起为了同样一个目的而不辞劳苦也尽情享受。正是由于这样的理性和勇气，古希腊把公民远远置于政府之上，政府由公民所决定，为公民而存在，由公民所拥有。这不就是两千多年后林肯（Lincoln）在葛提斯堡讲演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吗？

在普遍以神权和王权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人类早期文明史中，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如此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至于我们只能称其为“希腊奇迹”。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早期文明史”其实并不“早期”，因为至今还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着，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极其不谐和的现象。

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戏剧《波斯人》，描绘了希腊城邦击败庞大的波斯大军的过程，更是一曲自由的伟大颂歌。剧中骄傲地宣称，希腊人是出于自由意志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捍卫个人尊严、拒绝奴役而战，并把希波战争的胜利归因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独裁。

这就是真正的希腊精神，自由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骄傲的希腊人甚至对神灵祈祷时也是站立着的，在他们看来屈膝于神灵也有悖于人类的尊严，因为，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这样说：“诸神与人类是同一个种族；我们都从同一个母亲那里获得生命。”古希腊人相信，他们和神之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友谊和契约，因此绝不需要祷告和祈求；他们和神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和神同样平等和神圣。

在埃斯库罗斯的对希腊的赞美诗句中，他没有一句提到疆域的辽阔和胜者的辉煌，描绘的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感受——他是自由的，他为此而骄傲。在公元前400多年前演出的埃斯库罗斯戏剧所表现的现实，甚至对于今天很多社会还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埃斯库罗斯本人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在埃斯库罗斯之后二百年面世的尊为华夏文明瑰宝屈原的《离骚》则表达了不同的理念。我非常喜欢屈原，具有这样高尚品格的人在华夏实属凤毛麟角。但是，屈原的思想和理念还无法和古希腊的思想相提并论。在《离骚》这篇政治抒情诗中，屈原表达了对于帝王的忠心，宣泄了不受重用的苦闷，鞭笞了阿谀奉承之徒的卑劣行径，但是，并无迹象显示屈原理解人的权利和平等的理念。屈原不能理解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远比得到君王的重用更加重要，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应该是统治者寻求公民的授权和重用，而不是相反。虽然如此，屈原依然是我最崇敬的华夏伟大人物之一。屈原的正直和才能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应苛求屈原，只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尚不具备的思想。

这些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讲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伯里克利的时代，被称为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

【2】《理想国》的希腊文原名“πολιτεία”（Politeia）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都没有与之相准确对应的单一名词。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Politeia”有“宪法和管理国家”的意思。因此无论译成“Republic”还是“理想国”都只部分表达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