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 - 蒙城汇

在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在学术上开放自由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我一直怀着特别崇敬和好奇的心情。这是华夏在哲学上唯一的春天，后来就一直是秋冬了，不同的只是深秋、初冬，还是严冬。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毕竟太短暂了，即便在绝对时间上还不能算太短暂，其留给华夏哲学家思辨的时间也是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我们必须景仰的时代。

只是，那个时代并未产生类似古希腊的学术。古代华夏并非没有哲学，只是其从一开始就更像是宗教和道德的附庸。换言之，古代中国的哲学还没有成年，就成了宗教和道德的童养媳。或者说在古代华夏，哲学还没有在思辨的艰难旅途上走多远，就一头栽进了宗教和道德的怀抱。当后来华夏的宗教和道德本身也沦为权势的附庸之后，哲学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古代华夏的思辨先天不足又后天不幸，导致了辨有余而思不足。华夏古代的一些辨论文字，可谓十分精彩，但却有本质的缺憾。

老子的生平不易考证，传说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前470年左右。《史记正义》这样记载：“老子，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双柱。周时人，李母怀胎八十一年而生。”可见，他的130岁寿命值得商榷，完全不可置信的是老子的母亲怀了他81年他才出生。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名周，其著作《庄子》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其中《秋水》篇又被人们公认为《庄子》中第一等文字。作为《秋水》篇中一则著名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实在精美绝伦。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文意思是，庄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儵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它们很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因此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的快乐；你也不是鱼，因此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还是顺着先前你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已经先肯定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

极其精炼的语言，几乎通篇的对话形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把辩论推向高潮。庄周的狡谲，惠施的机智，跃然纸上。双方的敏捷思路和睿智谈锋令人拍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庄周在最后有诡辩甚至耍赖之嫌，且手段并不高明。

但是，从这机智和狡谲的辩论中得到的仅此而已了。庄子和其他诸子的文字更倾向于文学和伦理，在语言和修饰上充分注重，而对于规律和本源却缺乏深究，这样的雄辩依然远离科学意义，而对此的津津乐道更阻碍了向科学的升华。庄周惠施的辩论和古希腊的思辨之间的不同，折射了华夏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巨大差异。

现在考察正整数 S+1。如果其是素数，那么显然大于Pn。如果其不是素数，那么肯定可以被一个素数整除，但是这个素数一定不是原来n个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原来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被用来做除数都有一个余数1。

简洁明了的证明所隐含的思辨和逻辑的力量令人赞叹不已。这样的思辨和庄周的截然不同，前者是理性的思辨，而后者是艺术的争辩。在严谨的推断和简单的猜测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思辨精神”。这不能简单地称为“差距”，而是“鸿沟”，一条人类思维和理念极难跨越的鸿沟，不妨称其为“古希腊鸿沟”。只有古希腊人跨越了它，而且跨越得如此优雅和轻松自如。我一直为这样充满智慧的逻辑所折服，不禁赞叹，这是何种伟大精神引导下所创立的人类思维的典范？

以上所举出的和此后要举出的仅仅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一些极少的事例，它们就像是我们在一个巨型仓库门口窥见几件随手摆放的巨大兵器，那不可思议的尺度和重量令人困惑：那些打造了这些兵器并且可以潇洒挥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满库尘封的兵器到底还有多少？

庄子的《秋水》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古希腊的芝诺（Zeno of Elea）悖论。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芝诺悖论中的一个，即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二分法”，芝诺用其证明了运动的不可能性：如果一个运动要从始点抵达目标，那么它首先要抵达一半的地方，为了抵达这一点，那么还要首先抵达一半的一半的地方，依此类推，有无限个这样的点要首先抵达，这有限的运动物体，怎么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克服这无限的必经之路？不仅抵达终点不可能，而且实际上连任何一个距离的运动都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距离都可以再被分作无限的1/2的数列或者级数。于是，任何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从技术上说，芝诺的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但是在芝诺的时代，距离现代微积分的诞生还有两千年的漫长时光。而芝诺所架构的“诡辩”，实际上就是后来微积分要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亦即，在无限的过程和有限的空间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芝诺悖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正是这显然的错误结论和严谨的逻辑所构成的两难将哲学置于必须直面的境地，这样在严谨逻辑支持下的“荒唐”结论恰恰构成了迫使哲学家不得不接受的严肃挑战。芝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困扰了世世代代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深化了无穷和极限的争论和研究，促使了微积分的诞生。

今天所说的微积分是英国的牛顿（Newton）和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不约而同在18世纪发明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已经非常接近了微积分，而且运用“穷竭法”计算出了球面积和体积。他得到了现在用积分才可以求得的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解析解。阿基米德也运用“穷竭法”计算了圆周率，尽管圆周率的计算相对于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计算要容易很多，但是阿基米德的圆周率计算方法是开创性的，他的记录直到700多年后才被南北朝的祖冲之（公元429－500）打破。祖冲之使用的方法“割圆术”有点类似阿基米德的“穷竭法”。

古希腊人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重视远远超过具体数值。比如古希腊人对√2的具体数值并不感兴趣，他们重视的是寻找表达完美的√2的方法。对于阿基米德来说，计算圆周率主要是为了检验他的“穷竭法”，因此在他引以自豪的成果中，并没有圆周率的计算。阿基米德按照古希腊的概念，很可能认为对于哲学家来说计算圆周率是一种“蓝领”工作，既然方法已经有了，无非就是大量重复的计算而已，因此圆周率只是自己随手拈来的副产品。

过去我也“愤愤不平”：阿基米德你也太牛了，凭什么一个自己都不在意的副产品就把世界给镇了？毕达哥拉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要不是你，这定理不就算是华夏的了吗？古希腊你也太欺负人了，本来很壮观的华夏，有你在就没法提了。

说到庄子，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无限可分的思想。这也是华夏的骄傲，他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其朴素的无限可分思想很有意思。但是，实际上一尺的木头棍子在这样“日取其半”不到一个月就不再会是木头了，因为那时就已经到了原子的尺度，远远小于了构成木头的最小组分，即分子，于是木头就不复存在，更不可能继续分下去。古人不知道分子和原子，这点我们不能怪庄子。不管如何，无限可分的思想还是值得称道的。

这也令人想起比庄子早一百年的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古希腊的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就叫原子。在古希腊时代，完全不可能用实验证明原子的存在，这一杰出的思想将在两千多年后才被实验证明。原子确实存在，只是原子还不是最小的物质存在形式，其依然可分。现在看来，物质并不能无限可分，不管是否最终如此，古希腊的原子论无疑是人类伟大思维的一个杰出代表。这是一个对于世界本源探索的巨大创举，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之伟大的一个例证。

太阳和月亮俨然天上的主宰，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古代中国有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那时国人也许并不完全相信太阳和月亮的确如同传说中一样，但也并无兴趣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古希腊人不这么看待这些似乎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而觉得这些都属于应该并且可以被认知的。于是，他们要看看这些天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古希腊人并不憧憬什么月宫嫦娥，他们的神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和他们很近，而且习性也差不多，都有人的缺点。既然太阳神就在奥林匹斯山上，月亮自然也不会远了。

于是，古希腊人的思辨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天体，阿那克萨哥拉不恭地认为太阳不过是一个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小相仿的燃烧着的石头，比此更进一步，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230，图10-1）科学地测量了太阳和月亮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计算了它们相对地球的大小，其方法让人拍案叫绝：当月亮正好呈现半月的时候，他测量了月亮和太阳的夹角，得到的结果是87°。这时的太阳、地球和月亮正好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月亮所在的角是直角。于是，月亮和太阳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就可以计算出来了。由此他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是地球和月亮距离的20倍。当然由于当时的观测精度不够，这个结果误差比较大。正确的结果，由于月球的近地点和远地点以及地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的缘故，应该是角度在89°50’31”和89°51’48”之间，从而距离比在362和419之间。尽管误差难以避免，但是阿里斯塔克的方法是完全科学的，其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亦即，太阳比月亮要远得多。由于太阳和月球圆面的视角相差无几，因此，太阳也一定比月亮要大得多。

阿里斯塔克还继续用月全食时地球阴影掩盖月面的时间计算了地球和月球的相对半径，他得出地球半径是月球的三倍，这已经和实际的3.66倍很接近了。因此，太阳也比地球大得多。这些结果很自然地导致了日心说，因为，小的物体绕大的物体转动显然更加合理。阿里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说是如此地超越时代，这个学说在沉寂了1700年后在文艺复兴中再次被提出时，其掀起的轩然大波撼动了所有权威者和普通人的思想。

阿里斯塔克的观测和计算的结果本身已经非常伟大，更加值得称道的是驱使这样的观测和计算的思辨精神。我一直在考虑阿里斯塔克的办法为什么别的民族没有想到使用。诚然，如此大智慧并非谁都具有，但更重要的是勇气和精神。我们不妨把思辨称作理性至上和具有勇气的思维。许多民族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宗教和世俗的天地中，束缚在权势和功利的囹圄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大智慧。

古希腊人认为宇宙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并坚信这些规律是可以被揭示和认识的。比如，毕达哥拉斯确信宇宙间存在一种神圣的以数为基础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被称作有宗教色彩的学派，但其并没有后来的宗教那些特征，而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世界。

这些思辨和实践，使得古希腊人更加坚信理性高于一切，自然和世界可以被认知，可以被理解。欧几里得的理论更告诉了人类，世界的认识是可以被演绎的，亦即从有限的知识出发，仅仅通过逻辑演绎就可以得到从前未知的知识。欧几里得把前人和当时的几何研究成果按照非常独特和完整的方式整理成书，亦即举世瞩目的《几何原本》。此书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是课堂里教材的直接蓝本。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杰出典范，她不仅仅告诉人们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可以从一些基本的公理通过演绎进行认知。这样的演绎是人类思辨精神的登峰造极之作。

当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都没有大地球形的概念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6－194，图10－2）却不仅知道地球是球形的，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子午线和半径。他发现在埃及的塞恩（今天的阿斯旺）夏至中午的太阳可以直射到井里，旗杆也没有阴影，而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旗杆则有一段阴影。他推断，只有大地球形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于是他测量了亚历山大城到塞恩的距离，用几何方法就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子午线）和半径。其和现代的准确值仅相差1%，这个结果到了非常近代才需要修正。我相信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如此接近准确值应有幸运的成分，但是他的方法无懈可击，因此他的结果并不偶然。一千八百年后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试图向西航行抵达印度时没有采用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哥伦布对地球的尺度估计太小，以至于他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抵达东方的距离更短。如果哥伦布相信埃拉托色尼的这个结果，那么他就不会把他抵达的北美认作印度了。当然，也许他可能就不会取道向西去寻找东方的印度了。

也正是这位埃拉托色尼，创造了研究数论寻找素数的一种方法，亦即埃拉托色尼筛法，至今还是经典的研究数论的方法。数论是数学中距离实际应用最遥远的理论，古代数论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只有具有纯粹并且强烈的求知渴望才有可能将如此枯燥且毫无实际功利的学术进行下去。

和埃拉托色尼和阿基米德同时代的阿波罗尼（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62－190，图10－3）所研究的圆锥曲线在当时也“毫无用处”。阿波罗尼用想象的平面以相对圆锥底面不同的倾角切割圆锥，他证明了所得到的平面和圆锥的交线就是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并把它们开创性地统一为圆锥曲线。他对这些圆锥曲线的研究已经非常接近在1800年后文艺复兴后期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他用纯粹几何方法对圆锥曲线的研究水平之高超，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近两千年后，科学家发现所有的天体运行都遵照这些圆锥曲线中的一种，其实，任何物体在保守场中的运动轨迹都必定是这几种圆锥曲线中的一种。

这种“毫无用处”的数学研究还将由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刁潘都（Diophantus，约公元200－284, 图10 - 4）进一步推进，这位当之无愧的“代数之父”将古希腊以几何为中心的数学研究扩展到了代数领域。这些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方法，使得古希腊当之无愧地成为数学圣地。

世人通常把不实用的称作“屠龙之术”，由于世上无“龙”，此“术”便无用，以此嘲讽那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古希腊人不在乎这世界上是否有“龙”，他们本来就不求实用，更不急功近利，于是他们对“屠龙之术”乐此不疲。这“屠龙之术”被尘封了千年后，终于被后世人们领悟其伟力。当那些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雕虫小技”都随着岁月淡出后，古希腊的“屠龙之术”的光彩却与日俱增，让后世人赞叹这和尘世和功利看来毫不相干的思辨精神居然具有如此伟力。

医学是检验一个民族理性的另一个直接的标准。几乎所有民族一开始都是从草药、咒语和宗教仪式中寻求对于疾病的治愈，但是古希腊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图10－5）开始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医学。希波克拉底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创造了一个现代医学，而是从理念上和精神上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希波克拉底将医学导向理性，把丰富的经验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相结合，使古希腊的医学从此超越了经验积累的框架而成为科学。《医学史》作者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公元1874－1953）这样评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因为它说明通过实验、实际观察和正确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古希腊人大胆的合理假说、严谨的逻辑论证和苛刻的实验检验使得古希腊医学成为现代医学的源头。

从那时开始，古希腊人已经坚信，人类的疾病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治愈，而不应靠祷告或神的干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尽管当时的医药知识还非常贫乏，但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古希腊人不迷信，而是用一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来对待疾病。在下一章将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从学术上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石，而且在道德上给予了医学以普适的人道准则。

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对动物做了很多实验，试图了解心脏和脑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所作所为在古希腊很普通，一个哲学家动手做实验或者研究数学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中国古代绝看不到的现象。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是如此意义深远，以至于后来的达尔文（Darwin，公元1809－1882）这样说：所有现代的生物学家都应当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这绝不夸张。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希罗菲勒（Herophilus，公元前335－280，图10－6）被称作解剖学之父，通过解剖他对人的脑和神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同样是亚历山大城的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 of Chios 公元前304－250）被称作是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他深入研究了神经系统。古希腊医学上最著名的则是后来的盖伦（Galen，公元129－200，图10－7），当时在政治上已经是古罗马时期，但是盖伦在文化上仍然属于古希腊。他出生在Pergamon，也就是前几章提到的在小亚细亚的古希腊著名城市，在德国柏林有着那里出土的很多辉煌文物。盖伦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解剖学家，他是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古希腊精神完整地体现在了医学上，他把希波克拉底奉为他在医学上的英雄，把柏拉图作为他在哲学上的榜样。

古希腊医学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到公元2世纪的盖伦走过了600多年的历程，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而这个时候，中国医学也基本上从战国时期的扁鹊（约公元前5世纪－3世纪）走到了东汉的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和三国时期（公元2世纪－3世纪）的华佗。这段时间中国医学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很多基于一些传说，关于扁鹊和华佗也不例外，甚至连他们的生卒年都没有记录。

如同古希腊的医学体现了古希腊精神，中国医学也渗透了中国的世界观。传说和夸张，而不是严谨的实验证实，成了中医的一大特色。关于华夏“医圣”张仲景的记载寥寥无几，除了他的《伤寒杂病论》外，还有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的《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关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看病的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如果真的有一种医学可以在一个人20岁的时候就预言他40岁会出现的症状和死亡的准确日期，那么确实没有任何医学，包括现代医学，可以与之比拟。但是，这传说显然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这样的离奇故事，加上对其的广泛传播和相信，说明了在中国普遍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离奇传说，与其说增添了中医的光彩，还不如说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医理论的科学可信度。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创造了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成就，但这还不是古希腊留给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更重要的是她所创立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5－525）的自然世界观，毕达哥拉斯的规律观，留基伯（Leucippus，公元前5世纪）和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欧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355）和阿基米德的数理方法，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方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实验医学体系，……这个名单可以继续长长地列下去。

古希腊对于历史的态度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忠实记录和认真分析。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图10－8）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395，图10－9）等历史学家，把历史的进程和结果不再归结于上苍的旨意，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可以这样结局，也可以那样结局，这并非上苍的旨意，而只取决于人。换言之，是人创造了历史，而非上苍。

希罗多德对于荷马时期的历史和修昔底德对于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历史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尤其是修昔底德，他对历史事件采取了非常冷静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败在了斯巴达的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成了牺牲品。十分热爱雅典和民主制度的修昔底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修昔底德并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左右他笔下的历史，他冷静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分析了历史事件结局背后的原因。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中，神意和夸张都不见踪影，他们没有给神的意志和干涉留下任何地位，也杜绝了轻信和夸张。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奠定了整个西方修史的基础。实事求是的记录和客观逻辑的分析，成为了日后西方修史的特征。

古希腊的艺术也浸透了古希腊精神，闪耀着思辨的光彩。至今都无法出其右的古希腊雕塑，体现着真实和理性，一扫人间的恐惧和愚昧。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无一不洋溢着理性和激情。情节的跌宕起伏、对话的充满哲理、批判的深刻和讽刺的辛辣，必然导致悲剧的震撼人心和喜剧的发人深省，让古希腊精神直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在下一章中将看到，古希腊的戏剧和剧场是如何平等地将这样的理念传递给了每个公民。

由于思辨精神在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历史和艺术的全面体现，古希腊对于法律和政治的深思熟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思辨精神在政治领域的成就必然是一个合理的政府和制度。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在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访问了雅典，伯里克利对其非常欣赏，并且邀请他参与了雅典的海外定居地Thurii（现在意大利南部）的宪法的制订。让哲学家参与宪法的制订，而这些哲学家都是科学家，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听起来都会汗颜。还需要我们对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做更高的评价吗？如果说古希腊社会是基于思辨精神的社会，那绝非溢美。政治家对于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敬重，不能理解为习俗，而是基于理性的行为，是一个崇尚思辨精神的民族的必然选择。

古希腊人不相信仅靠上帝就可以将正义带给人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神和他们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缺点，也在艰苦地寻求正义。古希腊人需要神在道义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他们把正义的实现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把道义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挑在自己的肩头。他们相信，他们肩负着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神也无法分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对于三权分立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基于思辨精神：在直言不讳人的缺点的同时，也相信人的能力和智慧，在它们之间，必须有一种平衡和制约。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体现着古希腊的智慧、理性和勇气。柏拉图认为只有合格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认为即便如此也必须要从制度上对于权力进行限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正是这伟大理性的实践。

阿基米德在他的时代并没有找到可以撬动地球的立足点，但是阿基米德和古希腊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思辨精神和理性的梦想。人类今天已经可以翱翔蓝天，过去对人类是遥远梦想的飞翔已经成为现实；人类已经可以治愈绝大多数疾病，很多曾经的不治之症已经成为历史，很多可怕的瘟疫已经绝迹；“顺风耳”和“千里眼”不再是神话，而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可望不可及的“日行千里”已成了今天的微不足道；从时间上，人类已经可以了解遥远的过去甚至宇宙起源的那一刻，也可以预测遥远的将来宇宙的演变；从空间上，人类对于微观的理解已经深入到原子内部，对于宏观的认知已经达到宇宙的哈勃边缘；人类已经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体，阿基米德所说的“立足点”已经找到；人类制造的航天器已经掠过太阳系最外层的行星轨道，向宇宙深空飞去，把阿基米德曾经居住过和扬言可以撬动的蓝色星球远远地留在了身后，那曾经仅仅是梦想中的天国，已经留下了人类智慧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