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还要缅怀乔治·华盛顿？ - 蒙城汇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少人就开始缅怀乔治·华盛顿，而到特朗普就职前夕（2017年1月19日），《纽约客》发表鲁塞尔·肖图（Russell Shorto）的评论文章《乔治·华盛顿、特朗普和谦恭之礼的终结》，强调华盛顿一生奋斗，为的是要做一个“善良、诚实、正直、体面的人”，似乎具有美德的总统才是国家繁盛、民众幸福的保障。不可否认，华盛顿是一代伟人，面对权力的诱惑，华盛顿卑以自牧，立国兴邦，在个人权力退出的历史空白地建立了全新的共和制度。他以凡人的自律，赢得了“圣人”的美誉。但制度建设仅凭圣人的道德改造就能完成吗？退一万步说，若华盛顿真想成为独裁者，他能做到吗？反之，若华盛顿是软弱的总统，他能带领新生的国家度过重重危机吗？从这个角度说，华盛顿的领导艺术值得后来者借鉴。

独立战争结束后，尽管华盛顿明白此时十三个殖民地需要统一管理，但他依然决定跟士兵们一起解甲归田。解散部队既是华盛顿的个人选择，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北美殖民地经过一百多年的自治，早就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有民选的议会来决定地方事务。作为英王的臣民，北美殖民地忠于国王的统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旦权利受扰，他们就要揭竿而起。北美殖民地人闹独立的原因与其说是英王的暴政，不如说是他们强烈的权利意识不容侵犯。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北美征战七年，英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对殖民地增税以充实国库，弥补战争损失，这件事本身并不大，但却触犯了一个原则——未经合法程序就随意更改既定规则。英国议会此前并不对殖民地征税，突然单方面更改税法，殖民地人认为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这就是暴政。

自由惯了的殖民地人对任何可能影响自己权利的力量都保持警惕。独立战争尚未结束，对“常备军”的非议就时有耳闻。此前英国为节省开支，并未在殖民地设置常备军，后来为镇压殖民地抗税才增派了部队，因此“常备军”在殖民地人眼中就成了助纣为虐的象征。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华盛顿不得不采取消耗战术，尽量避开英军的锋芒。这时却有流言蜚语指责他故意拖延战争，以增强个人权力。好不容易熬到法国的援助，取得约克镇大捷，华盛顿为巩固胜利果实，要求大陆军继续保持战备状态，以防英军反攻。殖民地人非但不领情，反而怀疑华盛顿想做美国的克伦威尔，担心他带领大陆军直抵费城，解散大陆议会，成为历史上常见的军事独裁者。

华盛顿对殖民地的各种舆论了然于心，他从不为自己辩护。然而，当一名年轻军官刘易斯·尼古拉（Lewis Nicola）提议他应该当国王时，他回信驳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使你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这种请求？这样的阴谋是可能降临到我国的最大灾祸。”华盛顿严正要求刘易斯“请从您脑中抹去这样的想法。”消息传到英国，深知权力之诱惑力的国王乔治三世评价说，如果华盛顿真的归隐乡间，他将成为世上最伟大的人。华盛顿确实很伟大，他凭内心的道德力量，自觉放弃手中的兵权，自愿服从文职政府的领导，这是划时代的举动。同时，它也是顺应时代的决定。

殖民地经过长期自治，已经培养了一批擅长管理的社会精英，民众也有了相当强的自由意识，他们不仅会反抗英国的暴政，也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大权独揽。殖民地人对自由和自治的信念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它是自立的、自主的，并不期待任何大人物来拯救自己；它是法制的、有序的，并不需要强权来维持公正。这样的文化抽去了独裁的根基，使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华盛顿是在自由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领袖，相信“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最先放下的东西”。他放下手中的剑，实践了当初对公众的承诺。

然而缺乏统一管理的自治对一个大国来说又是危险的，它让整个国家的行政陷于瘫痪。当大多数殖民地人都为《独立宣言》所树立的自由平等原则而热血沸腾时，华盛顿却冷静地看到殖民地大陆议会因管理乏力而存在的隐患。《独立宣言》描绘了丰满的理想，华盛顿则了解骨感的现实。打仗需要经费，殖民地的征税权在各个州，大陆议会虽然是形式上的国会，却一穷二白，甚至无法给大陆军提供最基本的军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的理由是“无代表，不征税”，独立战争中殖民地却正因为大陆会议缺乏统一的征税能力而捉襟见肘。

华盛顿决定耐心等待民意的觉醒，他决心让民众去试错，让他们自己发现群龙无首的坏处。这就像一名睿智的老者，明知道年轻人要犯错，却不提醒他绕道，因为老者知道，无论他怎么解释，倔强的年轻人不撞南墙都不会相信自己走错了路。

1783年12月22日，大陆议会在安纳波利斯举办舞会，华盛顿庄严宣布：“我从伟大的军事舞台上退下……在此我奉上自己的任命书，从此离开公共生活。”有论者说，华盛顿出发时是去参加独立战争，他归隐后大家才发现他领导的是一场美国革命。这场革命释放了人性对平等的诉求，在它的最高将领解甲时达到胜利的顶点，它意味着这个新的国家将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民众不打算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强人手中，他们不盼望明君或清官，而是相信自立，愿意在法律的约束下共享自由。华盛顿交出军权，打破了武力夺权的定律，从而成全了殖民地人的自治梦想。

经过六年实践，美国人终于意识到松散的邦联弊大于利，他们在1787年重新制定宪法，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乔治·华盛顿亲自坐镇制宪会议，却几乎一言不发，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让不同的利益方看到协商的可能性；华盛顿保持沉默，让所有代表各抒己见，让棘手问题得到充分辩论。代表们只需探讨问题，不必揣摩上意，最终在充分思辨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如果说民主的特点就是不一致、不稳定，那么华盛顿则尽己所能在民主这个变幻莫测的大海中寻找前进的方向。华盛顿的沉默几乎成了他的特点，大多数时候沉默是一种谦恭的态度和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有时沉默也是深思熟虑的过程，一旦思虑成熟，则谋定后动。

华盛顿一生尊重民意，但他并不屈从于多数的暴政，有时为了维护共和制度，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甚至不惜违背民意。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和签署《杰伊条约》。

华盛顿的内阁中，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都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亚当斯希望从仪式上给予总统应有的尊重，他向参议院提出总统的称呼为“尊贵的阁下”（His Mightiness），提案非但没通过，还落得参议员奚落他是“尊贵的矮胖先生”（His Rotundity）。美国人只愿意接受“总统先生”这样平实的称呼，他们从仪式上就打消了任何人高人一等的念头，哪怕这个人是他们选出来的总统。

汉密尔顿试图从财政制度上确立联邦的控制权。他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担任华盛顿的副官，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自然知道建立强大联邦的重要性。当时联邦政府在财政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偿还独立战争期间的国债，汉密尔顿提出由联邦承担独立战争期间的州政府债务，然后设立国家银行，负责联邦的投资和支付事宜。汉密尔顿的措施从经济上看有助于建立美国的公共信用，能够快速刺激商业的发展，挽救濒临破产的国家经济。但在政治上，这项政策立刻引来以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强调1787年宪法中并未规定该由谁创立集团公司（银行属于集团公司的一种），而依据宪法第十条修正案，未经明确规定属于联邦的权力，均属各州。汉密尔顿随即发表一万三千多字的长文回击麦迪逊，他指出依据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在“必要和适当的”条件下，联邦政府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华盛顿这次不再沉默，尽管反对者众，他表示支持汉密尔顿的政策。

政见不同尚可辩论，利益受损却无法淡定。为了帮助偿还债务，1791年联邦政府开始向威士忌酒征税，这遭到部分美国人的激烈反抗，到1794年8月，匹茨堡附近的六千多个农民聚集起来集体抗税，华盛顿亲自领兵前去镇压，他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自己国土上率兵出征的在职总统。原本振振有词的叛军听闻华盛顿亲自带兵，立即作鸟兽散，而华盛顿则提出，只要参加反叛的人签署誓言，表明愿意遵守联邦法律，他们将立即获得赦免。华盛顿并非真要镇压异见者，而是希望异见者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表达不同意见，他在告别词中提醒所有人，“人民有权力和权利建立政府的这一思想，是以每个人有责任服从已建立的政府为先决条件的。”

财政政策带来的危机被有些人解释为华盛顿年老力衰、被人利用，但《杰伊条约》的签订则实实在在地损害了华盛顿的名誉。有史家称，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协定像《杰伊条约》那样，签署时遭人唾弃，经年后却得人赞许。1793年，英法再次开启战事，华盛顿采取中立政策，由于法国曾大力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因此美国的亲法派人士对华盛顿大为不满，尤以杰斐逊为代表，他为此辞去国务卿职务。到1794年，美国的中立政策不仅让法国人愤怒，而且遭到英国的挑战，英军在加勒比海附近拦截美国商船，在美国西北边界制造事端，不断鼓动俄亥俄的印第安部落反对华盛顿的安置政策，致使美国边疆无法安宁。

1794年4月，华盛顿派约翰·杰伊赴伦敦求和，希望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因为他太清楚，以美国的实力，当时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跟英国的第二次战争，所以他希望不计代价地争取让英国从美国西北边境撤军，甚至答应偿还独立战争前殖民地人欠下的债务。《杰伊条约》虽然让美国人损了颜面，却缓和了英美关系，保证了美国西部领土的完整，为美国向西扩展打下稳定的基础。但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特别大，杰伊曾说他晚上沿东部海岸行走不需要点灯，因为一路上都有抗议者在焚烧他的纸人像。华盛顿力排众议，签署了这一条约。

杰斐逊不甘心众人反对的条款竟然成了合法的条约，他提出众议院有裁决一切法案和条约的权力，尽管他说不出宪法哪项条款赋予众议院这样的权力。麦迪逊到底是法律专家，他指出众议院有权决定所有经济类法案，可以通过否决《杰伊条约》中的赔款，间接破坏这一条约。1796年春天，纽约州的罗伯特·利维斯顿（Robert Livingston）要求华盛顿上交所有跟条约签订有关的文件，以供众议院讨论，华盛顿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它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华盛顿质疑众议院有何权力在条约签署中扮演任何角色？麦迪逊并不畏惧华盛顿的权威，他主持了众议院的辩论和投票，会前麦迪逊信心满满，以为自己能够赢得足够的选票否决赔款，毕竟对这一条约的反对声不绝于耳。然而，投票结果却是51：48，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这项条约，华盛顿的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在《杰伊条约》长达两年的发酵过程中，华盛顿本可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让杰伊去承担后果，但华盛顿却因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一旦与英国失和，国家就会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救。因此，华盛顿不仅没有在汹涌的民意前退却，还向前一步，不惜以自己的名誉抵挡各方阻力。此事过后，正好华盛顿第二届任期已满，他坚决辞去总统职务。告别词数易其稿，表明华盛顿受到民众误解后，难平心中愤懑。

在告别词中，华盛顿告诫美国人民，“排除对个别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一些国家感情上的依附，培养正直的、和睦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华盛顿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感情偏见、现实目标高于政治幻想。他把自己在独立战争和农场管理中学到的经验和常识运用到行政管理中，坦然地表明自己对重要事件的态度，关键时刻敢于运用手中的权力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

法国政治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它配有的政府”。如果说自由平等的理想是现代文明的共识，那么要在具体细微的政府管理中实现这一理想，则需要理性的民众和谦恭的权力共同努力，控制权欲这匹野马，使之成为带动人类前进的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