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需要信仰“真爱”（附《希拉里、密和、我》小说节选） - 蒙城汇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14年及2015年连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空巢》（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及《南方都市报》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2013年新版）、《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南方都市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伟大的抑郁》。

2011年的冬天，我正因为长篇小说无法出版而陷入绝望的情绪，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有一天在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她们中的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坐在寒冷中不停地写作的东方女人；一个是言行异常的西方女人，她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看起来精力旺盛，却是“健康的病人”。她们的行踪都有点奇特，她们的举止都有点古怪。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与令我绝望的现实世界那样遥远。她们分散了我对那个现实世界的注意。她们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脆弱和孤独是因为“失去”造成的，是因为爱情之死造成的……想象将我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中的“王隐士”，出场虽少，却是灵魂人物，他道出了作品的核心思想。“王隐士”说只有看到了生活的全景，才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才可能有意义地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都被眼前的利弊和得失局限，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全景和意义。“王隐士”认为只有两种方式能够让人看到生活的全景:一是哲学的方式，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将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王隐士”对全球化时代也有深刻反思，他谈到关于时代的各种悖论，甚至承认自己是“逃犯”——“王隐士”说其实所有人都是“囚犯”，他们被“囚禁”在家庭、学校和单位之中，被“囚禁”在恐惧、焦虑和绝望之中……总之，他们被“囚禁”在眼前的利弊和得失之中。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觉察，也就没有逃离的冲动和自觉，而他则是一个从现实的各种桎梏中逃脱的形而上的“逃犯”。“王隐士”还说要感谢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让逃离变得可能。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连超脱的“王隐士”也没有能够逃离这个时代。

小说里多次提到雨果与德罗埃（他们长达半世纪的爱情生活，留下了两万封情书的“精神遗产”），以及卓别林、卡夫卡、劳伦斯等文艺大师的感情经历，说明“真爱”往往是与创造力、与伟大的使命联结在一起，而不幸的爱情不见得都是摧毁性的，也可能是创造性的。我在最近出版的随笔集《伟大的抑郁》中，还赞颂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这些伟大的女受难者甘愿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跟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们崇高的奉献是十二月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这也成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给予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战胜人世间最深的黑暗。

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离开蒙特利尔已经一千九百五十二天了……直到现在，那个冬天围绕着皇家山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是让我感觉难以置信。每当它们在睡梦或者幻觉中重现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被最无情的疑问惊醒：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这会是真的吗？……我痛恨这如同绝症一样的疑问，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冬天割裂，因为它想将我与那不可思议的激情割裂。每次从睡梦或者幻觉中惊醒，我都会因为这残暴的割裂而感觉遭受了至深的伤害。

我现在相信，所有那一切都起源于我妻子的死。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觉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她已经面目全非的身体每天都让我感到恶心，甚至是极度地恶心。她已经忍无可忍的痛苦每天都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极度地恐惧。是的，我仍然在精心地呵护着她。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仍然”完全是出于冷漠的理智，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我已经不再将她当成是与自己共同生活过二十三年的女人了。她只是一副还存留着微弱知觉的骷髅。我完全是凭着冷漠的责任感抓紧了她的手。她最后一次昏迷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惊慌了。我叫醒了刚刚躺下的女儿。我问她还要不要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你说呢？”她用很虚弱的声音反问我。我知道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打或者不打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那还是打吧。”我凭着冷漠的责任感说。

我妻子是在一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中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的。复查的结果证实她的胰腺癌已经进入中期。从发现异常到停止呼吸，我妻子只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前面的四个月，她的情况比较稳定。在化疗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妻子不仅力图保持情绪的稳定，还力图保持生活节奏的正常。她甚至还坚持到便利店来帮过几次忙。但是进入新年之后，她的状况迅速恶化。那天清早她在洗手间晕倒之后，我们第一次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的体重每天都急剧下降，她的情绪每天都激烈波动，她每天都被忍无可忍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从我妻子住院的当天起，我就将便利店完全托付给了那位一直想买我们便利店的朋友，全天在医院陪护。整整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二月的最后那个星期一，她的医生告诉我，进一步的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将她接回到了家里。我妻子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最初几天的精神状况比在医院里有明显的好转。每天中午，有一位护士会过来查看病情的发展。还有一位信教的朋友每隔一天会过来为她做祷告。那位朋友每次都要求我跟她一起为我妻子做祈祷。尽管我和我妻子都不是基督徒，她相信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祷告来减缓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我必须承认，我的祈祷不仅一点都不专业，也一点都不专一。在祈祷主为我妻子减轻痛苦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祈祷。我祈祷主将来在接我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再这样犹犹豫豫。我绝不愿意遭受我妻子遭受过的煎熬和折磨。从接我妻子回到家里到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

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之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了。那是无法用死亡证明书来证明的死亡。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其实，在我女儿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她对我的依赖和依恋越来越少了，她与我的交谈和交往也越来越少了……对生日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进入中学之前，每次她过生日，她都会盼望着我给她的礼物，而每次我过生日，她也都会送给我一张自制的贺卡。但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我女儿不仅不再期盼我的礼物，也不再记得我的生日了。而到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她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大学，也没有根据我的意愿去选择专业。尽管如此，我对我们关系的死亡并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她不打算根据我的意愿在读完本科之后继续深造，争取更高的学位。她想马上工作，而且想到远离蒙特利尔的地方去工作。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马上就会夭折啊！她没有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工作。她沮丧的表情让我偷偷高兴了四天，也只让我偷偷高兴了五天。第五天晚上，我刚进家门，我女儿就告诉我，她收到了她申请的唯一一家蒙特利尔公司的录用通知。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对她的祝贺，她接着说，她已经在办公室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马上就会搬出去住。这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决定。“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住呢？”我着急地问。“因为我想。”我女儿冷冷地说。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就搬走了。那是比我能够想象到的要激烈得多的行动。我女儿不仅是从我的身边搬走了，还从我的生活中搬走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既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也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她甚至没有回复过我的一次邮件，她甚至连她新的住址都没有告诉我……我终于失控了。在最后一次邮件里，我愤怒地写道：“作为你的父亲，我至少有权知道你现在的死活。”我以为我的愤怒会刺激她马上给我回复，让我知道她还活着。我苦苦等待了十天。那是比等待我妻子的死亡还要痛苦的等待。那是让我对自己的死活都失去了感觉的等待。第十天的傍晚，我在超市里遇见了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我问她与我女儿最近有没有联系。我没有想到她的回答会那样肯定。她说她们“昨天”还在一起吃过晚饭。这回答首先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她还活着，接着我又感觉备受羞辱，因为我与她的关系现在还不如她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不需要再等她的回复了。我知道，尽管她本人还活着，我们的关系却已经死去。

一个月之后，我卖掉了我们的便利店。这对我是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交易。它意味着告别，也意味着结束，甚至还意味着逃离。它也可以说是我紧接着经历的另一次死亡。其实在我妻子的复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想到过要卖掉我们经营了十三年的便利店。我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要集中精力来陪护她，还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苦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而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工作。但是，我怕我妻子误解了我的意思，将我的想法当成是对她的宣判。在她住院之后，卖掉便利店的想法又一次被我女儿提了出来。她也提到了复查结果是一种提醒。她说我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过着起早贪黑和省吃俭用的生活了。我心里非常赞同，嘴上却强烈反对。我对她说，如果马上卖掉便利店，肯定她母亲的病情肯定会加重，因为她母亲将便利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接着，我又经历了另一次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我卖掉了我们已经住过将近十年的房子，搬进了位于皇家山西面“雪之侧”路边的一幢高层公寓。那是一幢有四十八年历史（也就是与我同年）的公寓。我选择在那样的淡季卖掉房子是因为不想在它里面孤独地过着圣诞节和我妻子的诞辰日（她的诞辰日在圣诞节之后的一天）。而我看上那幢公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离我妻子的墓地非常近，我每天都可以散步从她的墓碑前经过。

搬进新居之后，我又试着给我女儿打过几次电话，她还是一次都没有接听。最后，我只好通过电子邮件将我已经搬家的消息和我新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邮件里希望她能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去为她母亲的扫墓。我女儿没有回复我的邮件，但是，在她母亲诞辰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她走进了我的新居。那是她搬离我的生活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领她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她显得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只好放弃了。我们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我首先差不多是强迫她接收了新居的备用钥匙。我觉得留一套钥匙在她那里非常必要，而她却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接着，我问她工作情况怎么样。她说不错。接着，我问她住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很好。接着，我问她下班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她说还行。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太忙。我没有办法得到更长的回答，感觉极为失望。然后，我们一起去墓地。我对着墓碑鞠躬的样子在她的眼里似乎非常可笑。她默默地走到墓碑前，伸出右手抹去了墓碑顶上的积雪。我问她是不是梦见过她母亲。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她是不是还记得她母亲做的牛腩煲。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接着问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她，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她还是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非常失望。这时候，我女儿告诉我，她还约好了一位同事中午去逛街。我看了一下表，我们在她母亲的墓碑前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很想说服她多呆一会儿，但是又没有开口。

我女儿在墓地的门口就想与我分手。这一次，我没有妥协。我坚持陪她走到了地铁站，尽管她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跟我说话。在入闸口分手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经常回家来看看。她说她真的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要加班。她不假思索的回绝对我是更大的打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孤独。”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我有时候都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我的语气还是我的语言触动了我女儿，她站在闸口的另一侧停了一下，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但是，那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不要整天闷在家里。不要总是去想过去的事。”她冷冷地说完，转背走了。我还想再哀求一次，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绝望地看着我女儿的背影，很想她在下站台之前能够回过头来再看我一眼。她没有。

一阵强烈的酸痛穿透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眶顿时就湿透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我任何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都那样短促？……难道这些都必然是成长的标志吗？一连串的问题激烈地翻腾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那一天我在那位台湾邻居面前对我女儿的抱怨。我说我正在成为李尔王那样的“弃父”，正在面对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好心的邻居劝我不要给自己强加过度的“危机感”，她说我女儿的表现很正常，她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很正常”和这样的“都这样”。我很孤独。我很绝望。我想离开这里，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女儿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才含泪转过身来。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也许就应该从这个瞬间开始，因为刚转过身来，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方少女。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女儿的不相上下，她的个头跟我女儿的非常相似。她站在两个通道交汇处，正在为选择出口而犹豫不决。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补偿。我走到她的跟前，问她想要去哪里。她说想去皇家山顶上的观景台（那是可以俯瞰蒙特利尔城区的著名景点）。“你跟我走吧。”我说，“我走的正好是那个方向。”她充满信任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对我是一种更大的补偿。与刚才陪我女儿来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一路上又不少的交谈。她告诉我她来自韩国的釜山，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就像我女儿一样，她也是夏天刚从大学毕业。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这次报名参加了麦吉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期三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她昨天刚来到蒙特利尔。她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抓紧时间参观城市里的旅游景点。我好奇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冬天来蒙特利尔。她说她就是冲着蒙特利尔的冬天而来的。她说冬天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这要归功于她父亲或者说要归功于维瓦尔第。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手。他特别喜欢拉维瓦尔第《四季》中的“冬季”。她说那一段神奇的乐曲是她和她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她的这一段话立刻引发了我很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精神纽带”呢？我不知道这种缺失是我自己的错还是我女儿的错。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专长，而我女儿喜欢的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在阅读方面，她稍微有点兴趣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侦探小说。

我在我住的公寓大楼门口停下，与给予我很大补偿的韩国学生告别。我告诉她，顺着马路对面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皇家山顶了。韩国学生浅浅地对我鞠了一躬，她说幸亏遇见了我，不然她一定要走许多的弯路。她感激的言辞和举动激起了我深深的满足感。我目送她横过马路，我目送她渐行渐远……我的心情与刚才在地铁站里看着我女儿的背影浅行浅远时的心情完全不同。深深的满足感让我决定一直要看着韩国学生的背影完全消失。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冬天里的第一个奇特的场面会在那背影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在小路尽头拐弯处那家鲜花店的门口，韩国学生突然转过身来，向我举起了双手。她怎么知道我还在看着她？这有点不可思议。她好像是知道我刚才在地铁站里对我女儿背影的期待。她好像是想满足我的那种期待。我也对她举起了双手。我很激动。韩国学生继续高举着双手倒退着走。我也等她完全消失在鲜花店的后面才将手放下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韩国学生刚才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并不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而是在我提出新的请求。这奇怪的感觉推着我跑过了马路，又推着我沿着那条小路跑向了鲜花店，跑过了鲜花店，又一直跑到了韩国学生的身边。“我其实还应该再陪你走一段。”我不太好意思地说。韩国学生充满喜悦的表达让我充满了喜悦。

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在冬天的时候走进过皇家山了。刚来蒙特利尔的那些年里，我女儿总是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因为她非常喜欢在皇家山上的露天溜冰场溜冰。皇家山上有两个露天溜冰场。海狸湖边的人工溜冰场几乎在整个冬天都会开放。而到了严冬，有人工溜冰场四倍那么大的海狸湖本身也变成了溜冰场。节假日里一起在皇家山上溜冰不仅是我女儿的享受，也是我自己的满足。尤其当我们手拉着手在海狸湖上溜冰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我女儿永远都不会与我分离，永远都需要我的呵护。这时候，我对生活的热爱都会迅速膨胀到极值。但是，我女儿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她开始是不愿意我拉着她的手溜冰了，她后来是不再让我陪着她一起去溜冰了，她最后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溜冰了。

韩国学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她等着我换好鞋之后，与我一起走进溜冰场。她很快就完全适应了溜冰场的气氛，彻底放开了她的身体。她溜得非常漂亮，不仅倒溜和顺溜转换自如，甚至还能做漂亮的跳跃和旋转。而且她每次从我身边溜过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地跟我打一声招呼，让我感觉十分温馨。而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适应溜冰场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因为十年的隔膜，更重要地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我不断地停下来观赏着韩国学生轻松自如的表现，又不断地回忆起我与我女儿当年在溜冰场上的场面。同时，我还在继续惊叹着生活和幻觉：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皇家山的露天溜冰场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惊叹让我在走出溜冰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我想这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以后每天都来皇家山上溜冰，而且是每天清早起床后就来，而且要坚持整个的冬天。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仪式啊！我想用这奇特的仪式驱散已经令我忍无可忍的孤独和空虚。

一路上，韩国学生谈起了她儿童时代学习溜冰的一些经历。她说有时候她父亲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看着她溜冰。她说那真是很奢侈的享受。我继续在暗暗地羡慕她有一个那样的父亲，也羡慕那个父亲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在我住的公寓大楼前，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再陪她一段，陪她到地铁站去。她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们正好可以在相遇的地方分手。”接着，她谢谢我为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我说我应该谢谢她，因为她让我找回了溜冰的感觉。我也祝福她在蒙特利尔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我们最后也是在地铁的入闸口分手。但是我看着她走进入闸口的心情与三个小时前看着我女儿走进入闸口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喜悦。我想看着她走下通向站台的台阶。我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转身，并且又快步朝我走过来。我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句至今都让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的话。“她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她说，“一定会。”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脑海里交替翻腾着白天奇特的经过以及十年前在皇家山上溜冰的画面。我对自己的重新开始不仅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惶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每天清早上山的决定。十年前，我只是在节假日的中午或者下午去，而且每次都带着我女儿去。我们在上山的路上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换鞋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在溜冰的时候也总是不停地说着话。现在，我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整个冬天都上皇家山的决定。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上完厕所之后，我坐在床上读完了那本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小说。最近半年以来，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阅读英语的定量。这种阅读已经成为我与孤独相伴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正好是一种补充。我在八点差十分走出家门。像从前那样，我的右肩上背着我自己的冰鞋，左肩上背着我女儿的冰鞋。失眠的影响很快被激动冲淡。我激动地朝着皇家山上的海狸湖边走去。这时候，我当然还不可能知道这个冬天将会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关于那个最奇特的冬天的故事其实也可以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