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 - 蒙城汇

资中筠，著名公知、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资中筠精通英语及法语，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资中筠先生”。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著作。

刚才阎连科讲的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深刻。文学家的特点是形象思维。我呢，缺乏形象的思维，只是讲空洞的理论。其实理论我也不懂，就是说理吧，还有一些枯燥的历史事实。

在此之前，阎连科讲到中国作家的状况。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不熟悉，很少看小说。但我注意到阎连科，他是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的，首先确实是关心民间的疾苦，不是只写历史、向后看的，或写写身边的琐事，而是有一种震撼力。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对父老乡亲关怀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已经摆脱了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之一，写作是因为心里头有话要说，不得不写，而且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不是像很多作家那样，写之前先想着写出来会有多少读者，或者能得什么奖。当然中国的作家还有一样很不幸的事，就是得想着能不能发表，会不会被禁。所以，阎连科的书常常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摆脱了这些身外之物，完全凭自己的良心来写的话，那就会出比较好的作品。当然这里面也要求有作家自己的才华、天赋和想象力。

除了作家，文学作品之外，所有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做学术研究的人，教书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简单一点，把身外的功利目的摆脱掉一些，说到底就是凭良心办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曾国藩有一句话，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不管是做什么行业，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能比较睡的着一点。我一般是不失眠的，我想与此有很大关系。

下面进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海外留学生跟祖国的关系。我一般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想到几代的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一些什么关系？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心态。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没有留过学，不是留学生，所以讲的东西很可能也是隔靴搔痒的，不是真正的亲身体会。此外我要讲的也不是中外交流史，所以只讲留学生，不讲其他的移民，和由于其他原因到海外的人。比如早期出来的劳工，因在国内实在难以生活下去，就出国做苦力的华人。也不讲现在贪官把家属送出来了。只是讲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后，一批一批的留学生真的到国外来学习的，然后或回国或没有回国的一些状况。

也就是1872年的容闳建议的幼童留美，出现一个小浪潮，派了一大批幼童到美国去。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觉悟到需要到外国学习。但当时，士大夫对留学还是不接受的，是抵制的，好像觉得到国外留学是有失身份，或者是怕苦。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远离家乡就是很苦的事情。何况又是飘洋过海到遥远的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指派各级官员将孩子送出去留学时，他们常常会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就是一个贵族的门房，结果当了替身，替主人家的少爷去留学。

这是那时国人对留学的看法。那批小留学生出去以后，政府发现他们很快就西化了，一些官员觉得这样不行，找个借口没学完就让他们回来了。即使是这样，回来的人中还有一些有作为的。比如说詹天佑起了很大作用，造铁路等。另外一些，虽然地位不高，但他们至少会外文，所以大部分在外交部当翻译。还有一些成了技术人员。这是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

甲午战争被打痛了，一个大清王朝被小日本打成这个样子，更觉得应向国外学习。当时官费送出去的大多是留日的。甲午战争是1895年，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虽是政府出钱派出去的，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干革命，在日本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大多数都是反对清政府的。那批人中也有学技术的，其中学医的比较多。因为日本的医学比较发达。除了像鲁迅，孙中山这样的中间转行的不算，留日的医生后来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后来中国的西医里分两派，欧美派和日本派。

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国赔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发现赔多了。是美国带头算了一下，退还了几乎一半。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外交官交涉的作用，如驻美公使梁成，他就是那批幼童留学回来的，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一方面是中国外交官的争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有他的考虑，愿意这样做。因为1882年美国的排华政策引起很大的反弹，中国1905年左右出现排美运动。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对美国反感，抵制美货。本来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就很高。加上出现义和团，给美国很大的刺激。美国的有识之士就想，一定要想办法培养能够了解中国，并且对美国友好的知识分子，将来好跟美国打交道。这样两方面的需要促成了庚款的退赔。

美国算了一下，中国不该赔那么多。原来美国分到的是3，293.9万多两银子。当时大约合2，400多万美元。占整个赔款的7.3%。后来重算的结果是，应退还1，190多万两。差不多等于是退回一半。从1909年1月开始，按月退还多要的赔款，要一直到1940年为止。

退还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去留学之前要先学外文，中国就搞了一些预备班。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前已经培训了三期， 180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所有的教会学校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都由中国人接手管，如外国人校长变成了都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做副校长或者教务长。

当时在美国的带动之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日本全退还了多要的庚子赔款。与美国的方式相同，因此也有官费到这些国家去的留学生。中法大学就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

到抗日战争后，美国在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于把赔款都还了回来，就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庚款留学的人数到1943年为止有三千到四千人。这个时期留学的规模大，时间久，效率最高，成才率最高。这批留学生与以前的不一样，跟以后的也不一样，是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因为这次派留学生已不是盲目的，确实是经过考试选拔以后，才派出去的。比如第一期是从600多人中选出63人，只有十分之一被选出来。有了清华学堂以后，又先在那培养。所以出国时起点就比较高，又经过清华预备班。到国外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水平比较高。另外就是培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就是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

中国本来自以为文明最悠久的国家，能够愿意汲取外国的文明精华，灌输到自己的文明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就是说，当时派留学生的思想本身就相当进步。那些出去的留学生，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学他国的精华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各个领域都起到骨干作用，各界的开拓者中都有这一期间留学生的身影，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领域，自从有了这批留学生，充实到外交部门里，对中国外交改善很多，以前在外交中什么都不懂，要么是妄自尊大，要么是丧权辱国。那一时期出了很多有名的外交官。如王宠惠、武平方等。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回国留学生都是在教育界。很多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就是他们这些人做的。而且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下一代。像种子一样，种下去。影响非常大。深远影响更难估量。

所以一般都认为，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在各个领域起到了骨干作用。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例如像胡适、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但等等。应该说，就是我当年上学时老师辈的那一代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界，还可以点出很多人名来。

在外交上，能够达成协议的外交都是因为利益是相吻合的。利益的汇合点就是达成协议的基础。汇合点越高越大，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好。有一些自称的“爱国者”经常会说，这个国家干这个事不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吗，他就是动机不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或者外交官，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办外交的话，就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外交官。因此说这样的话就等于废话。但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这么说。好像外交应该是无私的，这怎么可能呢？你为什么要去办外交呢？

所以当时庚款留学正好是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从得利来说，对中国好处更大。因为这一批人确实在那个关键的年代，对中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也有人说，这些人对美国友好是美国得利，可是当美国侵犯中国利益的时候，这一批人绝对不会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后来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庚款留学仍在继续，也仍是这样的传统。而且那时出去的本来是准备回来的。后来有相当一批人没有回来。华人中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留在国外不回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45年以后不回来主要是政治原因。去留大都是政治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新的思想，是“西学东渐”的载体。他们站在中西交汇的最高点，为中国的新文化的奠基，引进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引进新的可以想象的一种制度，为后来创建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使清朝之后没有建成另一个皇朝。而且他们不是只引进一种思想，而是什么思潮都引进了，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次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不同，是世界性的各种思潮在中国争鸣。从无政府主义，到法国的革命思想，到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从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美术、艺术、音乐的各种思潮。

还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间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成为精神支柱，教育栋梁，如西南联大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继续坚持高水平的教育，培养人才，靠得就是这批人。西南联大的校长、教务长、名教授，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都迁往内地，继续办学。一直坚持下来。都与这批留学人员的作用有关。

首先，从主观条件方面看，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前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已经很高了，在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能够选择外来文化的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弊病体会很深，刻骨铭心。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明确目的；

第二从他们的主体来讲，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不管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风骨，还是从西方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都有独立的人格，比较有骨气，即使到政府里做官，也很少是贪官。从整体来说没有被权势所收买；

第三就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作为洋行职员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现在说在外企是很好的工作，那时社会地位不高。直到四九年以前都是这样。对文化人是很尊重的；

第四也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那时国外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华人在国外受歧视，进入高级职务的机会比较少。而这些留学生出身大都在中上层家庭，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若回国是物以稀为贵，一般都能有较好的职位，较高的待遇。

第五个原因就是，无论在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虽然政府不怎么样，昏聩贪腐，一些武夫打来打去，但他们对文化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留学回来的海归们，都是当作很珍贵的人才，争相聘用，给予很高的待遇，放手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在私营领域当时也比较容易起到作用，例如办实业、现代化的银行开始建立，特别是办教育，余地比较大。自主创业的机会较多。所以回来之后能够一展所长。

第六是当时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思想领域自由度比较大。你回来之后，信奉什么没人管你，如胡适宣传的“杜威主义”，巴金崇拜的“无政府主义”，或是其他人崇拜另外的思想，不受控制。他们自称是“偷天火的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把外国的好的东西拿回来充实中国。有百家争鸣的空间。

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的条件，1949年之前的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也是相对的，因为时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要办大事很难，经费总是不足。比如一位回来的海归要建地质研究院，就非常困难。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勉强才办成。

这之前的留学生很少想要移民的。从四九年以后留在海外不回国的人比较多了。留下的都是不得已的，心情也不好，有一种“孤臣逆子”心结。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对共产党又不能认同，只有留下来。

即使那些留校任教，得到终身教授教职的人，也有很多并不得意。我八十年代出国时碰到这一批老的留在国外的人中，心情都不愉快。例如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职务在华人中已经算挺高的了，他跟我见面聊天时也是牢骚满腹。

当然也有一些回去的，五十年代初期听到国内好像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反右以前国内是有一些新气象，政策是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不过主要指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留学生。

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例如学化学的傅鹰，在美国听到“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就因解放军回击长江上英国军舰的挑衅，觉得扬眉吐气，一高兴就回国了。后来差点打成右派。总之除了像钱学森这样的回国后得到极高的待遇，因为要他造原子弹，其他很多热心回国的人，到了反右的时候就遭到了厄运。所以，那些准备回国的人也就不再回国了。

以上是讲四九年以前出去留学的。之后主要是留苏了，主要是学语言和学技术。但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到六0年就与苏联闹翻，不再派留苏学生了。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计。

再下来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留学大潮，那是不可抗拒的。很多青年学子都想出国。那时虽然自费的很少，因为家长工资还很低，不可能自费出去留学。但当时由于欧美等国，尤其是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开放，所以奖学金的机会比较多，还有一些基金会。此外政府也有政策公派留学生出去。

但在这次的留学大潮中，不回来的相当多。我当美国所所长时，对此非常伤心。我亲自跟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谈，跟他们要名额，然后又确定派出去的人的研究方向。出去的人走之前都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一定会来。刚去的时候还给我写信，到第二年就不写信了。以后就没消息了。原因之一主要是派出去的大多是访问学者，不念学位。可很多人都有机会得到读学位的奖学金。所以那时一去不复返的特别多。但这批留学生基本上是好好念书的，而且还要半工半读，做助教，图书管理员等。他们确实在努力读书，相当多的就留在了学校了。

到八十年代末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有本来想回来的也不回来了。因为八十年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很有希望的。那批年轻人曾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比较优秀，也很有自学的能力。出去了也很愿意回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的，希望做一番事业。但那个事件一出，很多人就不回来了。回国也做不了什么事了。甚至有回来的又出去了。那时有一句话，“不是进去了，就是出去了”。（笑声）

再下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越来越上升了。民族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分明。在国外不再觉得那么舒服，很难融入。二战以后的种族歧视也比较少了。在国外受歧视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视个人出路而决定去留成为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无可厚非。

如果说八十年代出去的留学生还好好读书，那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年龄越来越小，出去的良莠不齐。家长越来越阔，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出去。纨绔子弟也越来越多。留学生的观念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也不一样了。

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了，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开始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回流。这部分回流的人中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是到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但毕竟是少数。因此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海归觉得自己身价高，要求较高的待遇。

现在的情况就更多元化了。要再像四九年以前那样“吸取他国之精华”，为国内的改革服务就比较难了。刚才说了主观原因，还有客观原因，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甚至于跟晚清政府都不一样了，由你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少了，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党的需要，完全要看政治是否需要你。对像钱学森那样需要的人，可以什么都给你。但对另外一些不需要的人，你提出科研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动辄得咎。再后来的话，由于中国社会更加复杂了，要面对的不仅是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事，还要对付人事上的关系，各种潜规则。这样发挥作用就比较难了。

你留下来就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肤色是没有关系的。如骆家辉，他代表美国来中国做外交官，当然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他是第二代移民，更无可指责。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自然而然念念不忘乡亲父老的，虽然因各种原因在国外定居了，但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前途，这是很自然的。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希望做些什么事情，促进中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值得尊重的。

但还有一种现象，是我看到的而且很不喜欢的，有一些人两头通吃，回国吹嘘在国外有怎样的地位，能见到什么要人；忽悠了中国人以后，回到所在国又吹嘘自己能影响中国的政策，骗得外国人的青睐，两边骗来骗去的谋私利，抬高自己身价。

还有一种在国外并不一定很得意，这种人有野心，在国外满足不了，就回到国内。很快就能融入中国现在这种畸形的社会。他们非常懂得权贵们需要什么，然后与国内的贪腐势力和潜规则同流合污。而且以他在国外，似乎很了解国外的这种身份，制造一种统治者赏识的舆论，说其实外国很糟糕的，腐败也很厉害，民主没什么好，中国千万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样的话在中国很能被接受，他通过这个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本畅销书，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中，才畅销的。作者说，民主好在哪，我走了190多个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他说非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没有一个效果是好的。说明非西方国家是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的。更岂有此理的是，他自己是在阿尔卑斯山下买了房子，呼吸新鲜空气，他说中国治理污染最好。（笑声）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特高兴。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说明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

我也理解在海外华人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在海外希望祖国强大，自己身价更高，于是希望中国崛起，中国梦。这种人是把主观愿望当客观事实，然后到处讲中国如何了不起。这实际上是帮倒忙，误导外国人，他们只看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觉得外国的城市很落后。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从长远角度讲存在的隐患，他不在乎，因为它不需要为此负责。有一个外国人就对我说，中国现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后来我说你应该到西北、西南的地方去看看。他很坦率地说，你们有这么多贫困人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外国人关心中国是有限度的。他也不管你还有几亿的贫困人口。

外国人对中国的人权经常很关心，但它只关心那些头面人物，一些政治活动家受到的压制，他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关心有那么多底层的老百姓的人权，天天在被剥夺。所以我觉得，要靠外国人施加压力改变中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底层老百姓事得罪中国政府。对此不应抱有幻想。在海外的一些人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我觉得无效，即使暂时有一点，也很有限，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现在有两种思想倾向要避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表现在为钓鱼岛砸汽车这类的事情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另一种是民粹主义，他把权贵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贫富悬殊归咎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所以怀念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还比较好。实际上，现在50岁以下的人就不太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样了，他们也没挨过饿。但“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口号很能够忽悠人。

这两种倾向中，在海外比较能够起作用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希望中国显得特别强。我记得八十年代出来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左派，他们居然希望中国马上出兵打台湾。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要打起来他们在海外不受任何影响，还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最倒霉，然后他们在一旁摇旗呐喊，说这真好。给我们争气、长脸。这是不可取的。

在海外真想关心中国的话，应该做些推动向民主、宪政方面前进的事，或者能够进一步开启民智的事，例如以亲身的经历和研究介绍西方的制度，各种值得学习的社会现象，开启民智。现在出版社出版翻译的书比出版本土的书尺度要更宽松些。读者也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