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6） - 蒙城汇

比起日本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朝，不仅没有西化的行动，甚至连西化的想法都没有。“西方”对于清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尽管早就有这个噩梦的兆头，但是直接威胁到大清的江山，还是始料未及的。康熙时代噩梦的兆头刚刚呈现，乾隆时代用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抵挡了这个噩梦的到来，慈禧时代虽然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她抵抗的努力甚于她的前辈。把慈禧称作反西化“勇士”绝不夸张，所有可能的抵抗她都做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可以接受汉文化，汉族可以接受满文化，两者却无一愿意接受西方文化。1861年咸丰经过“圆明园事件”的惊吓后驾崩，年仅5岁的同治帝继位，慈禧的垂帘听政就这样开始了。作为咸丰的配偶，慈禧理应知道“圆明园事件”的内幕和始末，作为同治帝的母亲，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权力之至高无上。因此，慈禧明白社稷有必要她也有能力进行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在慈禧垂帘听政开始后第6年的1867年才开始。同治在1874年18岁时就死了，根本就没有亲政的机会，继位的光绪是慈禧一手挑选的，她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大权独揽，慈禧就这样统治了48年直至去世。从时间上，三个短命的皇帝加起来也不抵一个长寿的“垂帘听政”；从力量上，三个性格廻异的男人合起来也不敌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慈禧对于西化抵制之坚决，甚至不惜完全断送她儿子光绪的政治生命，也许直接就是光绪的生命。如此“大义凛然”和勇猛顽强，遂令慈禧堪称后世反西化“勇士们”的“楷模”。“继承太后的遗志，发扬太后的精神！”这是发自每个反西化“勇士”心底的前赴后继的誓言，“太后啊！你走了，我们来！”也许他们嘴上不能这么说，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华夏的统治者不接受西方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其内涵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华夏的百姓拒绝西方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经被奴化到不再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勇气；而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则令人困惑，他们理应知道西方文化更深的内涵和对于华夏的意义。但是，即便就是像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和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李之藻、梅文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夜郎自大，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只是想用西方文化来给华夏文化做陪衬。这个想法肯定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太离谱了，就像用太平洋给西湖做陪衬一样荒唐。到头来，他们也两头受气，里外非人，公正的人显然对他们的荒唐嗤之以鼻，而独爱“西湖”的人则指责他们用“太平洋”来“寒碜”了西湖。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学并不真正理解，不过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他们的功绩值得肯定。但另一些居心叵测的“高级知识分子”则不然。康熙时期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御用知识分子”，是宫廷主管天文的监正，居然散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言论，听起来很耳熟，就像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人进而诬告汤若望，使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又诬告南怀仁，几乎再次得逞。但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身为宫廷“天文学家”，却算不准基本的天体运行，对比南怀仁准确预测的行星位置，此人终于败露靠嘴皮子和诬告过日子的劣迹。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毕业于鲁汶（Leuven）大学。这是一座古老的建于中世纪的大学，在布鲁塞尔东边不远的小城Leuven。我偶然去拜访这所大学和小城时，还不知道南怀仁就是这里毕业的。古旧安静的小城，居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平和的环境和高贵的气氛令人感慨宗教和科学最终不无争执的和睦相处。在宗教和科学的激烈纷争后，各执己见的愤然平息下来，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共存的意义。

与科学和宗教在Leuven的和睦相处不同，在中国，西方的学说受到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抵触。华夏可以死心塌地接受辫子和裹脚布，但是却容不下西方的观念和思想。本来，既然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在中国儒教和科学也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实际上却不行。这倒不是中国儒教的问题，而是社会现实和文化的问题，是民族性格和统治者心胸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何国人把外来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本来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受益，并且文化交流并不能导致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唐朝曾有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中国文化，这并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属于中国；唐朝引进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也不意味着华夏就归属了印度。文化交流并不能看作是侵略或者皈依。但是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华夏文化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华夏的属国，朝鲜是这样，越南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应该是这样。于是，他们的恐惧也恰恰来自于此，因为如果以上逻辑成立，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就使华夏成了西方的属国。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加上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使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充满了恐惧。

于是，向西方学习对于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有着巨大障碍。哪怕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也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祖上就有的，只是“失传”了而已。国人是好学生，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的学习能力出奇低下。一个能把一条强加于自己的“猪尾巴”留在脑后长达两百多年并且誓死捍卫的民族，却对于新的显而易见的道理置之不理甚至顽强抵抗。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这辫子剪掉之后，内心的辫子还依然如故，一有时机，这根“猪尾巴”就会露出来！

如果把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清朝，也不公平。清朝的残酷统治的确进一步摧毁了国人的道德体系，但清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统治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应该对此负责。至少从秦朝开始的统治者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然而，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西化并不等于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明朝开始的“西学东渐”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的西化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只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而已。尽管这样，中国在物质上的西化和表面上的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夏自己的文化。

中国今天城市已经没有了传统特色，城市建设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跟随了和照抄了现代的西方，只是这样的照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只有表面而没有实质。一些值得保留的旧城在以“现代化”为借口的急功近利中消失了，比如北京的老城和杭州的老城。中国现在的城市更像是给汽车建的，而不是为人造的。宽阔的马路，给汽车的行驶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但那因拓宽马路而铲除的寻常巷陌，也使得昔日曾经的人居环境荡然无存。

比如拿杭州来说，本来的旧城区确实老旧，翻新后的新城区完全不见了老城区的踪迹。原来狭窄的小巷子并不适合汽车行驶，但是对居民来说不无方便。而新城区的宽阔马路款待了汽车，却未必对居民有好处。城市中心成了汽车的集散地，噪音和废气使得居民的环境恶化。

而立志“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日本，却相当好地保存了日本城市的风格，我在日本的小城成田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确信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和古朴说再见，“西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

中国喜欢说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一千年以上的建筑都不容易找到了，而两千年以上的就只有地下的坟墓了。而在欧洲，却很容易看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和有数千年历史耸立的古建筑，而废墟就更加不胜枚举。巴黎旧城保留完好并非完全归因于其坚固的石头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巴黎旧城里现代化建筑非常少，绝无仅有的是类似蓬皮杜中心和蒙巴拿中心这样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巴黎。巴黎的马亥（Marais）区更是保留旧城区的典范。

巴黎的新城在旧城外面，如果以凯旋门为中心的话，卢浮宫在凯旋门城内的方向，而其反方向相等距离的城外，就是著名的巴黎新城——防卫区（La Défence）。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反映了当时潮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念都淋漓尽致地在防卫区中得到了体现。有的至今还不失时髦，有的风光已过。防卫区所体现的理念和巴黎老城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对于“现代”和“经典”的解释。我从巴黎圣母院（图1）开始步行，经过卢浮宫（图2），穿过协和广场（图3），沿着香舍丽榭大道（图4），抵达凯旋门（图5），再漫步到巴黎新城防卫区（图6，图7），这10公里的距离，也许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征途的缩影。当我抵达防卫区后，赞叹之余，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的老城。这也许就是人类今天的心态：在“现代化”的美梦成真后，立即发现，其实，那经典的美却是更加永恒和持久的。那时髦一时的很快就会老去，而那古旧的经典却青春永驻。

在北美，历史尽管相对短暂，但是仍然将旧城的保护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波士顿，在古旧的街景背后是崭新的现代设施，旧的门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又不失古典的风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整个老城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图8），面对圣劳伦斯河，老城和老港似乎讲述着这个新兴国家数百年来的历程。石块铺就的街道并不青睐现代的车辆，而亲切地把人们带回到数百年前大工业时代的前夕。蒙特利尔新城紧挨着老城，给予老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衬托出老城更加深远的底蕴。现代和古典、时髦和经典、今天和昨天，新城和老城就这样比肩并立，有心的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她们之间的眼神和微笑，听到她们彼此的耳语和叹惜。

国人没有直面废墟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欣赏废墟的深刻和感悟。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安慰，这在废墟中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这在废墟前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是上苍的庇护，这是废墟无法做到的。

如果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就是西化的象征的话，那么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西化了。一些玻璃幕墙包裹的大楼在低纬度地区本来完全不合适，环境气温和夏季阳光使得这样的大楼即便把空调开足也无法抵挡玻璃幕墙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些大楼的设计者和欣赏者之所以青睐这样的生吞活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由于急于在形象上西化，既非这样的大楼适合他们地区的气候，亦非这样的大楼符合他们的用途，而是其形象体现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他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和西方“接轨”了。

上个世纪中期的大屋顶建筑，以及最近到处照抄西方现代的大楼设计，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觉得如果不保存民族特色，就不中国了；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不抄别人的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在时代和民族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无可救药地认为时代和民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在混乱的逻辑中，最后即得不到时代进步也丢失了民族传统。在由直接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而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只能陷入对于历史的忘却和对于现代的恐惧的不伦不类的泥潭。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建筑，我们创造了她们，然后她们影响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理念将无可避免地体现于其建筑，而这些建筑，将毫不留情地重塑这个民族的性格。在急功近利和生吞活剥的建筑形式中，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和对于产生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恐惧心理同时体现了出来。

现代国人的婚礼，更是一个无法自洽的场景。绝大多数新人都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婚纱和礼服。对于婚纱这样完全西式的服饰，国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如同恋爱自由一样，婚礼穿什么就更加自由了。但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基督教的新人也要选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就多少令人疑惑，因为，正是这些人，对于“西化”也同样恐惧。

一些西方的节日，被许多国人急不可耐和囫囵吞枣地引进来，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其实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的含义。比如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西方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表达“互相尊敬的爱意”的节日，这样的表达可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也可以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长辈晚辈之间的。但是在中国却被歪曲了，只成了情人之间的了。

这不禁令我想到在太行山时的一则趣事，一位被村民尊为学究的老汉把“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大大地写在了打谷场和仓库多处。问其用意，曰“成功了，吉利了，不要忘记当时的出力流汗。”我当时比小屁孩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也忍俊不禁。

这些不理解内涵的向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和国人的内心价值观念相比，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国人在一种两难境地中的挣扎。一方面，国人对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和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模仿意向，但是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偏见使得他们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文明时却恐惧万分。这恐惧最初不是民间的，而是慈禧太后式的，但是长期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宣传，加上传统文化的缺陷，使得国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精髓的接受上和对西方文明形式的追逐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对前者恐惧万分，而对后者趋之若鹜，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延续。这样的延续还没有尽头，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尽头。

对这种冠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西化，似乎国人已无心理障碍，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和思想的深层，国人却对西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同时却对这西化到底是什么又几乎毫不理解。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在对于西方形式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对西方的本质拒之千里。对于一个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此趋之若鹜，同时又这样恐惧万分，如此自制的“两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那么国人所恐惧的西化，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西化的地区香港。香港在英国式的统治下的西化并没有使得香港失去中国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人会说香港在文化上是英国的。

香港的“西化”不仅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伤害香港人，在文化上也没有丢失香港的特色，在人的素质上更使得香港人远远高于内地人。一些内地国人喜欢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这是偏见和抹黑。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看待香港，现在看来很狭隘。香港在近代政治上一帆风顺，经济上风调雨顺，于是缺少了跌宕起伏的艺术题材。毋庸讳言的是，香港人的普遍素质要远远好于内地人。

我由于工作需要不时去香港，港人的待人处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香港人对于英国颇有好感，认为英国人是讲道理和重感情的，这种态度曾被内地媒体说成是“殖民地思想”。但是很坦率地说，有殖民地思想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陆人。大陆在成为秦始皇和清朝的殖民地后所形成的殖民地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也许，这仅仅是反唇相讥，其实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根本不重要，加拿大和美国曾经都是殖民地，但又怎么样呢？加拿大至今的国家首脑还是英国女王，但是加拿大人的坦然、宽容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恰恰就是国人缺少的。

世界上西化得好的国家都相对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高贵。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反西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激烈地反西方的国家，越不民主不人道。现在世界上最痛恨和恐惧西方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洲的“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内虐待人民，对外诅咒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其最反西化的时期，就是它最黑暗的时期，而随着反西化的减弱，其社会也随之进步。这是一条规律，绝无例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意大利仍然是意大利，英国仍然是英国，法国仍然是法国，德国仍然是德国。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来的，并非西方所固有。

如果华夏当时也接受了古希腊的观念和价值，那么今天和西方在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西方才可以接受古希腊而华夏就不可以吗？古希腊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我们今天继承的奥林匹克传统不就是古希腊价值的一部分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更重要的部分呢？

接受古希腊对于华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始于玄奘取经的佛教普及实际上是华夏的一次文化异化，其发生在唐朝而不是别的朝代也许正说明唐朝的开明。盛唐并没有由于接受了西天来的文化而不盛唐了，而是更加昌盛了。遗憾的是古希腊没有在印度这个地方。如果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既然已经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就会影响印度的文化传统，于是玄奘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学生，或者是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门徒的门徒。那么，玄奘带回来将不是佛教经书而是古希腊文献。于是华夏就会可能先于当时正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而进入“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文艺复兴最丰硕的成果也就可能在华夏首先出现，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国人近代才知道的“先生”就会提前千年来到中国。但是，即便这样，华夏会接受古希腊文明吗？历史无法假设，于是我们不得而知。

玄奘取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价值不在经书，而在于取经行为的本身和对于“异端邪说”开放和包容的勇气。尽管佛教的普及绝不能和古希腊精神的弘扬相提并论，但是唐代坦然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却是在华夏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佛教在华夏的普及并没有使中国不中国，于是可以断定，如果“希腊化”亦即“西化”从玄奘开始，那么华夏也不会就此不华夏。唯一改变的将是那惨痛的历史进程，华夏不必到了明清才始知希腊和西方，清朝和那些大屠杀就不必发生了，那根头上的辫子和内心的辫子也就不必出现了。

20世纪后期，有一种思潮和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许讨论不同，而不许评价高低。于是古希腊文化也就不能被评价比别的文化好。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带给了人类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继续，而其他文明无论如何吹嘘其辉煌、悠久和连续，都只是一个残存的外壳，其内涵早已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独树一帜，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和普及这个文明，就应该像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一样，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我们自己的文明。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数百年中“希化”了，亦即“希腊化”了，如果华夏可以如此“希化”，何尝不是一件幸事？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把代表这些价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的历史。我们有太多试图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人，有太多的“叶公好龙”式的人，有太多的“慈禧太后”和她忠实的追随者，却没有足够多真正的勇敢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