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精神 ——科学、艺术和民主的源头 - 蒙城汇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不在于表述命运不可抗拒，而在于表现在不同命运的两难境地中进行选择的勇气、理性和道义。没有悲剧精神，便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

怀特海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很有意义：“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论证却不正确。首先，雅典时期的古希腊悲剧甚至还不是悲剧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悲剧远远不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轨迹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简而言之，“认命”绝不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这样下定义：“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纯。（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thereby.）”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似乎不得要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那个时代，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加赞叹和赞赏的，对他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正如同我们在崎岖的山谷向山顶攀登的途中，我们知道征途的艰难，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和执着的最终意义，只有到了山顶回首征程，才可能评价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经历。在古希腊时代，在他们看来两难和抉择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并不需要特别的褒扬，而其结果才值得品味。这个结果，就是让观众感到“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纯”。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后世的尼采给悲剧所下的定义则更加合乎我们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腊文明：“在死亡面前坚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来自这无尽勇气的快乐。（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尼采的定义很有意思，确实也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整体精神：生得快乐，死得坦然。绝无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赐。也许这也导致了怀特海前面的理解，认为悲剧是对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觉得尼采比怀特海要深刻。怀特海认为悲剧体现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尼采则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对并且生存得快乐，并且这种勇敢是“无尽的”，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来的快乐也是不会穷竭的。这是典型的尼采，当然这也是古希腊精神。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道义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为什么要杀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义上，Achilles不能放过杀害他朋友的敌人，让其不受惩罚。正是由于道义，使得这一对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两难。

如果没有理性，那么这个选择也是不难做出的，毕竟这个顺序首先是神，然后才是长辈。但是，按照她作为国王的叔叔颁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会被处死。正是由于理性，使得这个选择成为了两难。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悲剧，都具有这样的例子。主人公总是面临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是很难做出的，总是处于两难境地。不仅仅是道义的两难，同时也是理性的两难。其实是道义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两难。

在道义和理性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道义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它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理性比较接近功利，而道义比较接近理想。”但是，功利和理性绝不非此即彼，其实，功利是眼前的理想，而理想是遥远的功利。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逻辑的，而道义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也许如下的表达式可以大致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理性和道义是彼此关联而无法清晰划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判断两难，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使用理性和道义。关键只是，我们在理性和道义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古希腊悲剧的精髓就在于两难和选择。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命运悲剧，而是选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两难到底如何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仅仅阐述了命运无法抗拒，那么我们几乎是“买椟还珠”，接受了其美丽无比的包装，却抛弃了其价值所在的内核。

不错，古希腊悲剧中充满了命运，而且是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Achilles在杀死Hector后无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才显示了当初Achilles抉择之伟大。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复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为朋友复仇。

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选择。之所以这种选择直击人心，是因为这种选择是在两难中进行的。荷马时代的史诗也好，古典时期的雅典悲剧也好，它们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也是向观众听众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选择？

我曾在古希腊剧场的遗址上久久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半圆形剧场低处的舞台，想象当时的演出情景。严格地说，那不仅仅是演出，那是一场拷问，是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战，是对一个人道义和理性的审讯：这就是你所处的境地，这就是你面临的选择，你，怎么办？！

这不是对一个集体的提问，否则你可以躲在“集体”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面逃避你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对上苍的祷告，否则你可以假装无可奈何而丢弃你的勇气。这更不是一个对权贵的祈求，否则你可以用匍匐在地而交出你的权利。这是一个对你个人的质问：你，就是你，如何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奠定了。古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就是从荷马史诗时代就开始得以彰显和体现的。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荷马史诗是否最早的开端。荷马史诗并非凭空想象了这样一种精神，更可能的是荷马史诗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看看今天，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选择的。这还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而仅仅是方便与否的选择而已，那些作为父母的很多选择了对子女的隐瞒，那些幸存的当事人选择了在粉饰和谎言面前沉默，选择了面对无知的后来者的若无其事。我们，作为整个集体，都如此为了方便而选择了隐瞒真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只好选择歌颂和哭泣，当强权压顶时，我们选择了歌颂；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哭泣。其实我们不敢正视两难，我们总是在混淆是非，美其名曰“难得糊涂”；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和行动的勇气，而是逆来顺受。因此华夏的戏剧缺乏古希腊的人性的光彩。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比如孟姜女他们可泣，但不可歌。苦逼和颂圣成了我们艺术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和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一些人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他们选择了真相，但是他们也因此而备受折磨甚至死亡。因此而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宏观的不同，古希腊人用悲剧的形式把这种勇气和这些勇士永远地用艺术褒扬彰显，而我们却让这些凤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气随着岁月烟消云散。

诚然，没有选择就没有戏剧。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就是由于其主人翁的不确定的选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古希腊悲剧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其置理性和道义于两难而选择之，并且由于其弘扬的选择标准的理性和道义。

我相信，在古希腊的悲剧上演时，在那些扇形的大剧场观看的数千甚至数万观众们，他们和主人公一样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这就是每个古希腊观众面临的问题。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我怎么做？这就是古希腊精神。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为上天是不会修改规则的，一旦你选择，你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么做，这和他们无关，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义。

没有这样选择的勇气，就不可能直面证据，就不可能有质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逻辑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既然一旦选择，被选择的轨迹就不可改变，而这轨迹是有规律和可知的，虽然我们不能违背它，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它。这就是科学精神。

没有这样的勇气，就不可能有选择的勇气，更不可能有行动的胆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对抉择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解进行选择，进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民主精神。

我毫不怀疑，正是古希腊的理性导致了科学，正是古希腊的道义导致了民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共同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居然是古希腊悲剧。因此，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以及政治和艺术之间，其实是没有本质的隔阂的。

到底是个人在两难境地的勇敢抉择提高了用以衡量选择的标准，还是标准的高尚使得抉择更加高尚。亦即，是选择提高了标准，还是标准提高了选择？这看起来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两难问题“到底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异曲同工。

我认为“一个文明和直接功利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这个文明的高度。”那么我们来看看我曾经说比较接近功利的理性在古希腊人那里距离功利有多远。古希腊的科学和功利几乎没有关系。需要例子吗？数论，毫无实际用处；阿波罗尼曲线，当时毫无用处；欧几里德几何，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有意思的是，倒是古希腊的道义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而这正是由于个体的责任感导致了整体社会的受益。这也许正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精神，质问我们每个观看悲剧的观众：你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你的选择，以及支持你选择的勇气和标准。

因此，古希腊悲剧并非所谓“命运悲剧”，其所弘扬的不是命运不可抗拒，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几个不同命运面前作为个人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以及支持这种抉择的理性和道义。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是贴切的。当我们欣赏了主人公在两难境地做出艰难的抉择，进而付诸行动，然后直面惨淡的结局，难道我们的心情不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吗？这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质问。正是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在理性和道义上给我们做出了典范。那些举世瞩目和历久弥新的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的成就，至今还在引领着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德先生”和“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