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9） - 蒙城汇

谈到中国文化的不求甚解，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医。中医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证明中医不科学。之所以说其不科学，并不仅仅由于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中医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更是由于其对证据的态度。

当新的证据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时，是质疑理论、追根刨底，还是视而不见、牵强附会？这就是判定是否具有科学精神的依据。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谬误，而接受质疑，按照新的证据修正理论，就是科学的态度。反之，就是不科学的。而中医，正是在这点上，拒绝求真，接受造假，固步自封，因此是不科学的。

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体验者。我曾经在大学里闹过胃病，但找不到原因，西医照胃镜也仅仅可以看到一些不严重的胆汁反流，结论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按照当时西医的理论，慢性胃炎的成因很不清楚，但一定不是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理由是胃酸非常强，任何细菌都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所以对于慢性胃炎，当时西医只能用一些物理性的药物，使得胃壁少受胃酸的侵蚀而已。

当时很多人说西医对于这样的慢性胃炎没有办法，但中医有办法。于是我就去找中医。中医的理论就是很玄乎了，中药开了一些，说是调节肠胃的。反正吃了，没有坏，也没有好。

后来出国了，有一次胃病发作得厉害，终于挺不住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很可能是幽门螺杆菌的问题。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病症已经可以治疗了。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些药，大部分是抗生素。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不是说胃病不是细菌造成的吗？开抗生素有用吗？他说：那是过去的理论了，现在已经知道胃里也可以有细菌生存，而幽门螺杆菌是最容易导致问题的。

我回去吃了一个疗程的药，同时也找了资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终于了解到，这是两个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的，他们不仅发现了幽门螺杆菌的存在，还找到了治疗的办法。这两个科学家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他们完成这个重大发现的感人过程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好解释。

他们在治疗胃病病人和胃溃疡病人的时候，总是发现他们在幽门附近存在一种特殊的细菌，亦即后来被命名的“幽门螺杆菌”。他们把发现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时候，受到了医学界很大质疑。对于胃病和胃溃疡，当时已经形成了非常肯定的说法，也就是，胃病不是由细菌导致的，胃的环境不可能容许细菌的生存，而胃溃疡通常是由情绪导致的，和细菌没有关系。

面对同行的质疑，这两位科学家没有气馁，继续研究。由于他们的理论得不到认可，也就没有经费，也没有研究对象。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为了研究，居然让自己作为了实验对象。

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没有胃病。于是，他们把自己培养的幽门螺杆菌喝下去，从而导致胃炎和溃疡。这些症状正是那些病人的临床表现。然后，他们用几种混合的口服抗生素治疗，结果得到了痊愈。

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示给了世人，整个医学理论为之改写，西医终于认识到，胃病和溃疡很多是由于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这样一来，很多过去无法治愈的相关疾病被治愈了。而我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的体验者。我的胃病，也就这样治愈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说明了西医并不完美，其理论和实践本身也在进步之中。但西医承认自己不完美，而且执意要改善不完美之处，在这样的态度下，当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理论就会面临质疑和修正，从而进步。但是中医就不一样了，它的理论似是而非，崇尚承袭不容批判，又不深究机制，连像样的统计都没有，有时甚至靠造假来维持颜面。

当艾滋病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手忙脚乱，这时的西医，坦承目前自己没有办法，不仅没有办法，而且连这疾病的机理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诚实的态度。与此相反，这时却有不少中医机构声称艾滋病的机理可以用中医理论来解释，无非又是阴阳五行之类，而且很快中医界就有不少人声称中医可以治疗艾滋病，而且治疗艾滋病的中药也“隆重推出，闪亮登场”。但是，很快就被证明都是假的。

与此同时，诚实态度和科学精神却使西医取得了进展。首先，艾滋病的机理被揭示了：原来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病毒专门侵蚀免疫细胞从而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造成的一系列病症。接着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也被揭示，使得至少已经可以防止艾滋病的迅速传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现在已经研制成功的西药可以做到抑制艾滋病病毒，使得患者体内的病毒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低到无法被检测。

反观中医，在最初的牛皮之后，便再无建树。不试图理解机理，就不可能有对策，任何所谓的措施实际上都是碰运气。而西医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其态度还很诚实和谦虚，坦承尽管多种西药的联合作用（鸡尾酒疗法）可以使得艾滋病病毒降低到无法检测的程度，但这仍然不是彻底治愈，彻底实现治愈艾滋病还有待时日。可喜的是，2012年已经有病例证明可以用骨髓疗法彻底治愈艾滋病，亦即彻底消灭HIV病毒。即便此时，西医依旧让人们对此十分谨慎，告诫人们这种治疗方式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采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精神，和中医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虚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医在一些问题上还采取了不诚实的做法，比如所谓的“辩证施治”，实际上中医本来的说法是“辨症施治”，意思是找对了病因来对症下药。但是中医很喜欢把这几个字改成听起来很哲学的“辩证施治”。改动了两个字，意思就完全不同，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医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于是，更加有人吹嘘，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是“全面考虑”、“辩证施治”。这是不折不扣的作假。西医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说法是对于西医的污蔑。

中医理论的荒谬还在于借助传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这样一个流传很久很广的故事，并且由当前的一位著名中医专家引用来证明中医的先进：

扁鹊看到两个人，说：啊呀，你们两个人是否都不开心啊？那两个人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扁鹊说，你们两个人的心和身体不配，要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心互相换一下，你们就都会很开心了。于是就给他们做了换心手术。手术后，两个人居然各自回到了对方的家里。而且，两个人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于是这位中医专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心脏移植在华夏早就有了，扁鹊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了；其次，这样心一换，整个性格甚至记忆都换了，所以才有各自走到别人家里的情况。

中医的神话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科学精神而导致的不求甚解，其次可能是缺医少药却对痊愈渴望。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录了不少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偏方，膝头垢、指甲、寡妇床头灰、月经血……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入药，还一本正经地记录了用男阴毛来治疗蛇咬，人中黄（人粪）治呕血，用猪屎烧灰来治疗小儿夜啼等等。我在太行山的那个小村子里也有村民用渗透着脚汗泥巴的鞋底熬煮成汤来作小产后调养。

那天我到一位村民（他还是小队长）家里出粪，也就是把院子里的家畜粪清理出来作肥料。院子里弥漫的远超粪便的恶臭令我追溯其原因，原来是为了小队长的老婆小产早些康复而熬制的“药”：药罐里沸腾的是她老公的“老山鞋”，那数年浸透了脚汗和泥巴且从来不洗的千层百纳的布鞋。药罐蒸发出来的恶臭诠释着贫穷和不求甚解。我当时饥寒交迫，但对此记忆犹新，直到今天腰缠万贯，我都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贫穷造就了不求甚解，还是不求甚解导致了贫穷。

我理解生活的困苦和艰辛，因为我亲历了这一切。人在困境中，任何微弱的希望都可以导致行动。我们无法责怪在缺医少药中寻求解脱的民众的不理智，他们没有选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也有那么多肮脏的药吗？也不能责怪李时珍，他毕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并无造假的嫌疑。如果说他们的不求甚解还可以解释为时代的局限，那么他们后来者的作为就难以原谅。面对几近于巫术的药方，国人长期盲目抄袭，从不追问究竟，才使得这样的错误世世代代继承了下来。比错误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导致这种错误的不求甚解以及对这不求甚解沾沾自喜的民族性格。

和中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的医学，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开始，医学就已经开始向理智和机理迈进了。医学不再是巫术，而是基于可以被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对于疾病的处理方式。医学当时仍然被希波克拉底称作艺术，但是其实质已经走向了科学。尽管那时的医学水平还非常有限，但那时的古希腊医学已经脱离了迷信，而把疾病看作是可以认识和治愈的人体现象，并且把理解病因作为研究的对象。

由于“不求甚解”，导致国人特别相信补药，国内各种“功效神奇”的补药五花八门，吹得天花乱坠，买的人络绎不绝。中国的补药行业独步天下，在西方绝难见到。西方人不相信补药，即便是“西洋参”，西洋人也是不吃的，都运到了中国，或者由海外的华人消费。如果向西洋人询问西洋参，保证99%不知道西洋参是什么东西。

世界上所有人都相信植物动物可以入药，但是对于某些植物和动物的滋补作用不知机理却深信不疑的，非国人莫属。除了西洋参，国人还相信燕窝、鱼翅、虫草，把这些东西放上餐桌是国人一大理想，但是这些东西在西方不是食品，西餐馆不经营这样的食物。更有甚者，国人还特别相信某些动物的生殖器，据说吃了可以壮阳。我在中国曾碰到有人找上门来推销虎鞭（老虎阴茎），那人拿出了一根晒干了的东西告诉我这就是虎鞭，然后解释一顿其深远意义、不凡来历和重大作用。我怀疑怎么这样的人还没有被拘捕：如果那虎鞭是真的话，他应该由于猎杀稀有动物而被拘捕；如果那是假的话，就应该以卖假药的罪名被拘捕。

我无意贬低中医，中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到现在，也确实非常不容易，但这并不能掩饰中医的问题。西医追根刨底、直面质疑、欢迎批判，因此是科学的和理性的；而中医不求甚解，回避问题，拒绝批判，因此是不科学和非理性的。

现在西医已经进入到了更加深入的机理，从解剖到基因到分子化学，西医一直在寻求更深的机理和修正自己的理论。西医直言不讳自己并不完善，但是对于完善孜孜以求。相比之下，中医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停滞不前后，至今仍然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不需任何改进，这是非常荒谬的。

求真求实的精神，在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众多值得人类庆典的事例中，开普勒应该是不陌生的。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前，他对于几大行星的运行轨迹和半径已经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相信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正圆的，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几个正多边体的内切圆或者是外接圆。他的理论和当时的数据吻合得很好，于是，他深信上帝就是以这样的规律创造了宇宙。他独树一帜的理论也得到了当时学术权威的很高评价。

但是在他得到第谷的观测数据后，发现他所提出的理论行星运动轨迹和第谷的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误差。其实这误差并不大，开普勒完全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理论。但是开普勒没有这样做，而是认为，第谷是一个非常出色和严谨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数据，是无懈可击的，自己的理论值和第谷的观测值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应该是观测误差，而是理论模型造成的误差。

开普勒毅然忍痛割爱，放弃自己的理论，重新按照第谷的数据构思行星的运动轨迹。正是他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态度，使得他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在力学和天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亦即，1) 行星按照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两个焦点中的一个；2) 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单位时间所扫过的面积相等；3) 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其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开普勒也因此被誉为“天空立法者”。这些定律直接为后来的牛顿力学殿堂奠定了基石。牛顿那句名言“我之所以可以看得更远，是由于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牛顿的真心表述，其中所说的巨人，无疑包括开普勒。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哥白尼、伽利略到开普勒，人类逐渐完善了对于太阳系的认识。为了这些和尘世中的芸芸众生似乎毫不相干的理论和实践，许多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的代价。为了毫无功利可言的真理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这对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国人少有为和自己眼前利益并无关系的事情如此认真，因此既不会为了寻求天上的天体运行的规律而刨根究底，也少有为了实现地上的制度法律的合理而殚精竭虑。

谈到日心说和太阳系，我们不得不重提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公元前310-230），因为他比哥白尼早了几乎2000年提出了日心说，他是如此难以想象地超越了时代。阿里斯塔克当时面临的质疑是，如果地球绕太阳运动，那么为什么看不到天空星座在一年中不同季节的位置变化，即周年视差。阿里斯塔克的解释是，恒星距离我们太遥远，因此视差很小，我们观测不到。2000年后的哥白尼在提出日心说后受到的质疑也是相同的，而且哥白尼对于质疑的回应也相同。阿里斯塔克是幸运的，他生于开明的古希腊时代，他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惩罚，他无需像哥白尼那样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他更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受到极刑惩罚。

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和其他同时代的英雄们，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让后世人们永远景仰的时代——文艺复兴。阿里斯塔克也成为了古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天文学的一座独特的桥梁，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伟大时代联系起来。阿里斯塔克更像在天文学领域注释了文艺复兴的含义和目的——古希腊。

阿里斯塔克和哥白尼所预言的恒星周年视差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天文学家们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终于在哥白尼去世300年后被观测到。人类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与之相伴的工具改良（望远镜的改良）使得这个几乎小得不能再小的视差终于被发现了。距离我们最近（4.2光年）的半人马座比邻星的周年视差仅仅是0.76角秒，这相当于在10公里外看一枚分币，这样微小的差异确实是很难被观测到的，怪不得天文学家艰苦卓绝数百年才得以发现。日心说这时才真正得到实验证明。没有求真求实和精益求精的理念，决不可能有此成就。

人类文明的伟大还不仅仅来自于这样的成就，更是由于这种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正是古希腊传统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也就是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才使得这样的追求成为可能。这就是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会涌现出这么多的伟大科学家和伟大成就的原因。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不求甚解的性格可能要归咎于两个根源，一是思想根源，二是文化根源。前者我们可以在和古希腊的科学传统相比较中得以了解，几乎处于同时期的先秦诸子百家把哲学带向了另外一条途径。而后者我们可以在随后的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中找到答案。

不少国人把《周易》认作中国式思维的最高代表之一，这也不无道理。《周易》实际上包括了《易经》和《易传》，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