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3） - 蒙城汇

但是，像这样塑造人的完美形象来加以崇拜的只有古希腊人，而且古希腊人不崇拜任何其他形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都没有做到这点。在古希腊以外的世界里，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印度，在印第安文明地区，在中国，都出现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而所有这些图腾彼此既大相径庭又如出一辙。它们不同的是各异的形象，相同的是酷似的恐惧。

这样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互相影响，也不需要上下传承。在一个远离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完全没有受到欧亚文明影响的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图腾和图腾柱 [1]。印第安人的图腾（图2－4）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欧亚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不安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我不由地想到了中国的龙，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马面、蛇身、鹰爪。真的龙一定很恐怖，无怪乎有“叶公好龙”一说。即便叶公无比喜欢绘画的龙和雕刻的龙，他见了真龙也被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在他自己家里欢迎真龙，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人有如此深厚的龙的情结呢？为何中国会有如此多的“叶公”呢，明知自己并不能忍受和龙在一起，却仍然对龙崇拜有加热爱有余？

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依附龙，让这个怪物成为他们的靠山，从而恩赐给他们安宁，赋予他们吓唬别人的作用。如果龙可以让别人害怕，那就起到作用了。他们绝非喜欢龙本身，而是憧憬龙可以赐给他们安全感，期待用龙阻吓别人，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匍匐在龙的阴影里享受片刻的安宁，享受观看别人恐惧而带来的快感，从而感到自己的强大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

于是，龙，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龙，成了华夏的象征；华夏，成了龙的故乡；而国人，自喻为龙的传人。

这一点，我们回顾一下龙的历史就清楚了。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探究龙的原型，中外并无不同，都是指一种神通广大却会伤人吃人的凶恶怪兽。然而，和古希腊的屠龙英雄不同，华夏先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为了避免被蛟龙伤害，他们断发纹身，把自己打扮成龙的模样，自认龙的子孙，希望老祖宗能从自己的虔诚礼拜中认清这就是它的子孙，以免老祖宗一时不辨，误伤自己的后代。当然，如果老祖宗能赐给他们食物，庇佑他们生存，就更好。这就是龙图腾的由来。闻一多先生在他的惊世名作《伏羲考》中令人信服地给出了龙图腾起源的两种解释：避害说和尊荣说。其实，这两者原是一体的。闻一多先生这样阐释道：

“就现代人的观点，人决不以像爬虫为尊荣。这完全是图腾主义的心理。图腾既是祖宗，又是神。人哪有比像祖宗、像神更值得骄傲的事呢！龙之所以有资格被奉为图腾，当然有个先决条件。一定是假定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即所谓‘魔那’(manna)者。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把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交付给它。如果有方法使自己也变得和它一样，那岂不更妙?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断其发，文其身’——人一像龙，人便是龙了。人是龙，当然也有龙的法力或‘魔那’，这一来，一个人便不待老祖宗的呵护，而自然没有谁敢伤害，能伤害他了。

“依‘避害说’的观点．是一个人要老祖宗相信他是龙；依‘尊荣说’的观点，是要他自己相信自己是龙。前者如果是‘欺人’，后者便是‘自欺’了。‘自欺’果然成功了，那成就便太大了。从前一个人不但不怕灾害的袭击，因而有了‘安全感’，并且也因自尊心之满足而有了‘尊荣感’了。人从此可以神自居了！”

这一转变无异是可笑复可悲的，闻一多先生不无讽刺地以‘人的拟兽化’来形容：“先假定龙是自己的祖宗，自己便是‘龙子’，是‘龙子’便赋有‘龙性’，等装扮成‘龙形’，愈看愈像龙，愈想愈是龙。于是自己果然是龙了。这样一步步的推论下来，可称为‘人的拟兽化’，正是典型的图腾主义的心理。”

由于恐惧，国人开始模拟龙，乃至崇拜龙。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在《易传》里，妖龙的出现是善良正直的人即将饱受迫害的征兆，在哪吒闹海的民间传说中，四海龙王是残暴凶恶喜欢吞噬童男童女的怪物。正是由于让华夏数千年饱受折磨的“凶恶”和“强大”，使国人从“痛恨”转为“热爱”，从“被迫”变成“赞颂”，从“避之不及”反为“顶礼膜拜”。

在这一过程中，人放弃了人的尊严乃至形体，而以爬虫自居。这导致龙的地位越发尊贵，历代帝王无不自谓“真龙天子”。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之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

这个信念，世世代代，流传至今。就算推翻清廷，帝制消亡，龙作为中国的象征这一点依然未变。只是以前龙是帝王的专用标志，如今却成了每个中国人的符号。君不见，一旦要强调“中国风”，必然大量采用龙纹来点缀服饰、陈设、乃至食品包装。这种凶恶的怪兽，最终成为国人心灵的依靠。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首所谓的“爱国歌曲”唱遍华夏大地，红遍大江南北，据说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直把爱国等同于爱龙。他们为之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可是追溯龙图腾的起源，华夏先民出于趋利避害的心态，不惜断发纹身，模拟爬虫，把这样形态丑恶的凶神奉为祖宗，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

或许由于龙毕竟太过丑恶和恐怖，于是聪明的国人创造了华表（图2－5），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构成了中国的图腾柱。龙，缠绕在华表柱身，显示着皇权。如果华表柱子本身代表了华夏的话，那么缠绕的龙就代表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而附加的祥云，代表了人们对于龙的恩赐的期待和对于龙本身的祝福。

其实华表最初并非如此，也不是图腾柱。在上古时代，华表上盘踞的并不是龙。相传华表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既可作为道路标志，又能让行人留言，称为“桓木”或“表木”。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并非贬义，而是相当于现代的发表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告示牌”的作用。现在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但是却改变了全部内涵。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华表最终演变成如今的形式并成为华夏的象征，称其为中国的图腾柱也无不恰当。 “不同意见”被代表皇权的龙所取代，“诽谤”从最初褒义的进言沦为后来贬义的“谣言”。这样的取代和沦丧就像一场悲剧，诠释了民族心理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变迁。

龙，这个由不同动物的不同部分堆砌而成的无恶不作和无所不能的怪物形象，代表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必须服从的权威。于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也就这样诞生了，统治者就是这样恐怖的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威的嫡系，他是龙的后代，有着和黎民百姓完全不同的血缘。既然如此，他像龙一样的独断专行和暴虐无度就是天经地义的了。“造龙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但是，这场运动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就是制造匍匐在地的子民。在这场“造龙运动”中，华夏谁都没有闲着，皇上成了“真龙天子”不可一世，权势者搭上真龙尾巴也鸡犬升天，黎民百姓自喻“龙的传人”为成为匍匐在地的“草龙子民” 而感激涕零。

由原始的恐惧，经由刻意制造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亢奋、怯懦和服从，使得国人迫不及待地认同这种恐惧并把自己称作其传人，以乞求恩赐的平安，并以此恐吓别人。龙，就这样被国人请上了神坛。于是，恶龙驾着祥云“君临天下”，这样极不和谐的组合就成了中国图腾柱的表象和内涵。

如果说印第安人的图腾柱表现了比较原始的对于自然的恐惧敬畏，那么中国的华表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强大势力的恐惧，不惜任何代价的对秩序和繁荣的殷切祈求，以及对于达到这样的秩序和繁荣的代价和途径的理解，这就是敬畏权威和祈求恩赐。

“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崇拜恐惧和复制恐惧的热忱。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恐惧首先借助令人恐怖的怪兽和形象夸张了自己的强大，其次是利用这样的恐惧威慑他人以加强统治者的地位。

当人们在最恐惧的时候，就是最服从的时候。当然，恐惧也会造成混乱，但是如果恐惧可以被控制和调节，就会是独裁统治的极好手段。恐惧造成的混乱在对于超自然力（怪兽、菩萨、上帝等）的崇拜中得以缓解，恐惧带来的威慑使得服从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国人创造的华表则更加创造性地传递了希望的信息，恶龙和祥云，暴虐和吉利，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信仰——逆来顺受便可苟延残喘，甚至鸡犬升天，还可能繁荣昌盛。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并非每个民族都有图腾柱，但是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图腾，唯有古希腊不然。类似中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图腾和图腾柱在古希腊是找不到的。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2－6）。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牵强附会地认为，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2－6 ）的廊柱是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出土于古希腊城市帕加马（Pergamon，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部的Bergama）。这是比较完整的石柱，古希腊另一种石柱是多利安式，如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廊柱（图2－10，图2－3）。帕特农神庙的石柱更加高大雄伟，但是破损得比较严重。

石柱承载的山墙上都有雕塑，（图2－7 ）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当然，严格地说，古希腊的这些雕塑都不能称作图腾。古希腊崇拜的形象中没有怪兽，只有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的形象一模一样的神。

以上图片中的印第安的图腾柱，中国的华表和古希腊的廊柱和山墙上的雕塑中，只有古希腊的廊柱和雕塑是真正的文物，建造于2500年以前，前两者我没找到古代的文物，只好用近代的代替。

我很自然地就会把中国的华表和希腊的廊柱作对比。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心态的对比。华表尤其像一些中国男人，追求面子，追求别人对他的恐惧，乞求权势对他的恩赐，但是没有骨气。而廊柱就像是古希腊文明，挺拔美观而且承担了重压。华表上不能承受任何有意义的重量，而廊柱则肩负起了高大的建筑。因此不难理解，前者终归变成了一个权势的摆设，而后者肩负起了一个文明的辉煌。

古希腊神话里和雕塑中不是没有怪物，但是这些怪物没有引起古希腊人的恐惧，更没有让古希腊对其崇拜。相反，被激励起的是他们战胜恐惧的勇气。我相信，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恐惧中不失理智，用理智克服恐惧。每个民族和个人都会面临邪恶和恐惧，所不同的是，一些被邪恶和恐惧所压倒，转而服从甚至进而崇拜邪恶和恐惧；而另一些，则立志战胜邪恶和恐惧，他们给自己树立了美好和勇敢的榜样，以激励自己必胜的信念，他们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古希腊人就是后者，而国人却难以评判。华夏历史上也有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如同凤毛麟角，他们的出类拔萃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平庸之中；他们的英勇和睿智被淹没在了整体的苟延残喘之中。于是，皇上用龙袍加身威吓百姓，百姓匍匐于地山呼万岁。国人明明知道是恶龙，但却辅以祥云，以期在这歌功颂德之中，龙赐给他们一条生路，甚至一条升迁之路，少则但求独善其身，多则可谋鸡犬升天。国人对于龙的崇拜就这样开始、延续和弘扬开来。至今方兴未艾。

“龙图腾”，华表上的“龙”和“祥云”就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图腾柱。“恐惧”和“恩赐”就构成了国人特有的对于现实和理想的诠释。于是，俯首帖耳和苟延残喘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底线——服从恶龙，它总会给你一条生路；趋炎附势和飞黄腾达就是国人理解的幸福之最高境界——追随权势，它很可能让你鸡犬升天。“龙”和“祥云”就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其贴切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整体性格。

对于龙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理念冲突。在古希腊的雕塑中，（我一直不愿意把古希腊的雕塑和图腾联系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不能和别的图腾相提并论），人为了自由尊严，和神一起，赤身裸体和恶龙搏斗（图2-11）；而在中国，人为了苟且偷生，或美其名曰“平安和睦”，把生杀予夺的权利交给了龙，把自己的自由尊严交给了龙，以期在龙的恩准下，自己得以躲在龙的阴影里苟延残喘，最终飞黄腾达。

如此对于恶势力的态度之极度反差，显示了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心态。被古希腊彻底击败的恶龙却在华夏找到了俯首称臣的子民。恶龙在古希腊和华夏的不同命运反映了这两个不同地区人民的命运。于是古希腊人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公民，而华夏人成为了附庸权势的子民。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对屠龙者的歌颂，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龙成了正面的形象，而那些与龙搏斗的英雄却销声匿迹了。华夏今天居然歌唱的是龙，而不是和龙殊死搏斗的人。难道华夏的是非善恶真的颠倒了？这样的颠倒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故，而是长期磨难的结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西方有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屠龙，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凡人之子，他征服了象征恶势力的龙，这个功绩和他一系列的其他功绩一起，使得他进入古希腊人敬重的神的行列。在中国有哪吒屠龙，哪吒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屠龙的结果却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当他再生后，却在李靖的宝塔下臣服，那是哪吒精神的死亡。

这两个神话几乎是同一题材，但结果却南辕北辙，体现出两种完全相悖的民族精神。于是屠龙英雄被刻意遗忘了，而龙却被世世代代歌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