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越南船民’回顾当年逃亡经历对叙难民感同身受 - 蒙城汇

加拿大广播公司渥太华分部的记者朱迪·郑（Jude Trinh）日前接受了电视主持人的采访，讲述了她的父母如何带着她和妹妹逃难的过程。当时她只有四岁，而妹妹只有两岁。

她说：几天前她和父母都看到了叙利亚三岁男孩艾伦·库尔迪伏尸海滩的照片，母亲在电话中对她说：“如果回到36年前，你和妹妹都随时有可能像这个小男孩一样，在海上死亡“。他们后来都怀疑过当时的决定：要逃离一个战乱和失去自由的国家，但可能付出丧命大海的代价。

朱迪说，那是1979年1月的时候，我的家人开始了逃离越南的危险旅程。在当时姓郑的大家族中，我们算是走得最晚的，因为我和两岁的妹妹当时都得了痢疾。可我的父母已不能再冒险等下去了。政府已经把我们定为“再教育”对象，要没收我们的财产，把我们送到农村劳改营去。

“因此，我的父母变卖了所有财产，换成黄金，总共30块，每块1盎司，以便能够带着逃难。这些金块有扑克牌大小，便于在逃跑路上用于买通的共产党官员、司机、船员等。我们需要贿赂他们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等了几个星期后，我们等到了一艘破旧的渔船，它远远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大，长度可能比大巴长一点，约有两辆大巴那么宽。

当时总共有超过300人挤到了船上。我妈妈回忆说，船上人挨着人，躺下时则要头挨着别人的脚。睡眠很困难。妈妈身边一位妇女，孩子在她怀中静静地死去，她在不停地抽泣。

死亡和疾病笼罩在海上，此外还有令人恐怖的海盗。我们在海上先后遇到两拨海盗。第一群上船来，从我父母手上掳走结婚戒指，并偷走了金块。第二组发现我们已经被抢掠过，已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就搜掠食物和每个人配给的水。

在海上飘泊四天后，我们终于在第五天看见了陆地，那是马来西亚的海岸。就在我们满怀希望抵达岸边时，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用喇叭对着我们喊，不让我们靠岸，因为难民营已经都满了，让我们去别的地方。

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所做的唯一慈善行为就是为我们的渔船加油和补充饮用水，然后就把我们的船拖回到了国际水域。当时船上已经有几个人死了，船上的人都非常害怕。渔船的船长面对这种情况，做出一个特别的决定，趁着夜色将船掉头返回海岸，在尽可能接近海岸的地方将船沉掉。

我的父亲回忆说：‘我们不知道沉船的地方水有多深，但必须跳下海。几十人合力把船拆坏。人们有的抓住船上的木板，有的抱着装食品的塑料桶，还有其他任何可以漂浮的碎片，挣扎着游上海滩。当第二天被马来西亚海岸警卫发现时，他们已别无选择，因为船已损坏，无法修复，只好带我们去了一个难民营’。

我们在难民营第三个月时，一组加拿大官员到场甄选愿意去加拿大的难民。我家的身份证都丢失在了海上，但我父亲缝在外套衬里中的一封信没有遗失，那是他的妹妹从加拿大阿尔伯塔寄来的，信上说她和另一个哥哥一家人愿意帮助我们，上面还列出了我们的名字。

这封信当时足以使难民官员相信，我们应该得到庇护。在之后不到一个月内，我们就被送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本来我们以为能在莱斯布里奇与姑姑团聚。可她因为不知我们是否能来，已经去台湾做传教士了。

我们虽然失去了担保人，但并没有孤立无援，加拿大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安置服务：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找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帮我爸爸注册了电焊的培训课，为我妈妈安排了英语语言课程。我记得还有人带我去‘救世军’买衣服，确保我在冬天出门时有棉衣穿。

在那前后，郑氏家族我父母的兄弟姐妹总共有11人获得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难民身份。而这些家庭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医生、教师、牧师、工程师、药剂师、城市设计师、股票经纪和记者。我父亲曾担任法庭口译和焊工，现在已退休。他还曾经开过一家餐厅。我妈妈退休前是一名理财规划师。

父母一直在对我们说，要感谢加拿大接受我们。后来我父母用七年多的时间支付了把我们带到加拿大的机票费用，差不多每月还回 50块钱。当他们在经济上有些富裕之后，就给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捐款。由于当时接受6万多越南难民时是保守党的乔·克拉克任总理，我的父母后来还加入了保守党”。

朱迪在此次叙利亚难民危机开始后，一直在关注和采访有关的事件。她说，如果按照今天的筛选标准，她和家人在1979年就无法来加拿大了。例如她采访的一个教会想要赞助叙利亚的难民，在预筛阶段就已经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她还计划和家人朋友一起凑够5个人担保一位叙利亚难民，可从公民和移民部的网站上了解到，整个过程最少要11个月，最长要54个月，这使他们感到有些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