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统计数据“谎诞”

难忘的统计数据“谎诞”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虚假数据的文章。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2015年一季度GDP数据，18省份的GDP增速大于全国水平。引起不少网民质疑，同样的统计对象和口径，年年统计，年年“打架”。今年数据显示，全国一季度GDP为140667亿元，而31个省份一季度CDP总和为143072.91亿元，竟超过全国总量2405.91亿元。这个数据“打架”的毛病，又出现了在哪儿？

      经济统计数字，应该准确反映经济运行、民生发展等情况，数据客观真实是最基本的要求。纵观以往，数据的虚假已是老生常谈，想忘都忘不了。前不久凤凰卫视播出一集焦裕禄专题片，怀念和学习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委书记好榜样，很跟形势。片子里说当时的县长张钦礼，1958年坚持实事求是，对吹嘘亩产上万斤的“卫星田”，就说了一句亩产没有这么多，便被打成右派。还是书记焦裕禄鼓励他，做了兰考县政府的搭档。

       大跃进时期本人尚小，又不在农村，当然不知道什么“卫星田”。记得1963年在长辛店一小读书，很爱吃又甜又香的白薯，就把母亲学校食堂的馒头，拿去跟家贫的小朋友换着吃。七十年代中期插队的农场，有一个从河北投亲来的农工大哥，姓祝30多岁，我和他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他说老家在滦县，就是“杨三姐告状”的地方。一次谈起“馒头换白薯”的事，他笑道“你真傻”，接着讲了他知道的一段往事——

      我小学毕业就念不起书了，家里穷啊，那时候老是挨饿，十五六岁当小队记工员，跟着大人一样干农活，别说白面馒头，连榆树叶掺窝头、白薯都吃不饱。各个公社、大队和小队，都要以领导的名义，搞几块当样板的“卫星田”。我村的大队书记，是我家族的一个二哥，他的两亩卫星田由大队农场管理，上面种的是扒堆白薯。二哥栽的白薯密密麻麻，下面施了不少肥料。夏天白薯秧子长得又大又壮，社员们见了都说地里白薯小不了，兴许闹个高产田呢。谁知到了秋收时，白薯个头不大，产量也不多，一过泵，还不如平常的产量高，亩产才1500斤。原来是因为栽的薯秧太密和肥料过多，反而坏了事。公社要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汇报卫星田的粮食产量，这咋办？急得二哥抓耳挠腮，最后还是大队会计有办法，把产量的数字后面添了个0，一下子就提高了10倍，成了亩产白薯15000斤。

       大伙以为二哥一定能受到公社表扬，可见他晚上回家时一脸的丧气，我爸问他才知是挨了一顿批评。原来，县领导也参加了卫星田汇报会，刚开始时，我村西邻一个大队书记汇报先声夺人，说自己的卫星田白薯亩产2.8万斤，没想受到了县领导的训斥，说他思想保守，干劲太小，这样子啥时能进入共产主义？轮上我村东边的大队书记汇报，他张口就说亩产5万斤白薯，县领导听了露出笑脸。这离奇的数字，让参加会议的人悄悄议论，5万斤白薯地里也搁不下呀！这位书记倒是挺机灵，他说，白薯长得都是二尺来的长块，是竖着长的，有什么搁不下？这下大家没得说了。

      接着，又一个大队书记汇报，说是亩产3万斤，县领导一听没有刚才的数量多，脸又耷拉了下去。这个人随即话头一转：“他们说的是鲜白薯，我说的是白薯干！”这样一算，产量可就比任何地方都高了，因为每三斤鲜薯才能晒一斤薯干，如此说来，他们亩产3万斤白薯干，就等于亩产9万斤白薯，这个“卫星”放的实在太高了，立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坐在旁边的二哥人太实诚，不会临场发挥，仍然汇报1.5万斤的产量，心里还打着鼓，毕竟不是实产，已经虚报了10倍。但县领导一听1.5万斤数量，立刻皱起了眉头，说你们大队的干部群众思想落后，大家都在大跃进，你们落在别人后面，关键就是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二哥无话可说，只能低下头任凭县领导训斥。来年一开春，二哥的大队书记就给撸下去了，你说二哥窝囊不窝囊？

       祝大哥讲的这件事，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是说白薯而引起，又是第一次明白“卫星田”这个词的涵义。1500斤到9万斤，听起来真是荒诞，但我相信他讲的都是事实。随着后来揭露的大跃进、浮夸风以及谎报数据，这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深刻于脑海之中。

      看来统计数据的虚假来头不浅，是一个沉疴顽疾。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党政为了“响应号召”，就开始玩起数字游戏，只要上级喜欢我就骗，那个“闻假则喜，听真便怒”的县领导是个活生生的典型，一级骗一级。兰考县的张钦礼县长反对不实的数据，即被划右；农民干部祝二哥虚报的亩产数少，也挨训被撤职。现在的一些部门及领导，为了营造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用华丽的数字粉饰政绩，不但继承并且创新了数据造假，一直欺骗到国家。

     有句俗话“习惯成自然”，虚假“养成”了习惯是很可怕的。财政收入、经济数字，往往被看作是政绩的依据，政绩自然首先归功于“首长”，而数据造假大概是最简单的事了。当统计资料逐级上报，不是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反映现实，不是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而是为了“突显”一级级官员的政绩，成为升迁的砝码时，这样的经济数据和“为人民服务”还有人信吗？

      虚假数据能够占领“历史舞台”，除了假大空的根源、“数字出官”潜规则外，还有统计造假追究乏力的支撑。国家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公布有明确规定，2009年、2010年实施了《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统计法》等，规定对虚报、瞒报、篡改统计资料的，编造虚假数据的责任人，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开除处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的最高“问责”不过是行政处分，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要刹住数字造假，可谓天方夜谭，事实也在证明着。

        统计数据的造假，可以说是另一种深层的腐败，它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欺瞒，还带来许多内外的极坏影响，其“粉饰”与“假数字”的背后折射出私欲和无诚信。对统计造假也应采取“零容忍”，又得扯到“完善法规”的老话题，强化对统计腐败的惩处力度，既要追究数据弄虚作假的行政责任，还要追究在刑法层面的刑事责任。当下中国开展海上丝绸“一带一路”，更不能让“数字游戏，造假出官”不断兴风作浪，这也我是难忘“卫星田”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