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奇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今年好像挺火，像山歌一样，此起彼伏，这边唱来那边和。这是30多年前的歌了，在歌颂祖国的歌曲里，我比较喜欢这首。再早一点的，还喜欢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于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两首歌，以前没想过。现在想来，除了曲调优美，更主要原因是词作者想法很单纯。张藜是在广西出差，早晨推窗看到窗外时，写出的歌词。所以歌里有了山河、炊烟、村落、路上一道辙。乔羽是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于是歌里有了大河、稻花、白帆、姑娘和小伙。就是说，触动他们的都是美丽壮观的景色和勃勃向上的生活。即便在歌曲的升华部分，也只是歌颂人们的勤劳、友善、勇敢，表达对祖国情感上的依托。祖国，是指祖祖辈辈生存的国度，祖国不等同于国家和政权，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属和认同。赞美祖国，不是必须，也不是任务，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情感和本能。这一点，他们非常明确，所以只是深情赞美这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仅此而已，绝无以歌颂祖国为由头，最后拐到歌功颂德上边去之心。这才是赞美祖国的正确姿势。姿势正确，所以才有美感，才会被人们长期广泛接受和喜爱。当下，也有些赞美祖国的姿势让人感觉有点不大舒服。比如，“向祖国表白”这个说法和活动。 表白，原意是向人解释或辩白，现在更多是指求爱。如果按原意，我们对祖国解释辩白，难道祖国对我们有什么误解？简直莫名其妙。如果按现意，向祖国求爱，更是岂有此理，难道祖国不是一直爱着我们？而且表白过多，过于高调，也有跪舔之嫌。祖国不会希望自己的人民如此卑微吧。更有甚者，跑到国外，专门挑人多的广场，或人家政府门前，去高唱歌颂自己祖国的歌曲，挥舞自己国家的国旗。你爱谁是你的自由，但动不动就跑到隔壁老王家里对他高声赞美自己老婆，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建议尽快把这些人喊回来。他们不是赞美祖国，是在抹黑祖国。他们这样做，一是容易让人误以为咱们国家医疗条件不好，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充分治疗；二是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对比，想到如果反过来别人跑你家里如此折腾会不会被允许。你说他们这到底是赞美谁呢？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林中有奇谈

现在，成功学是一门显学。各种层出不穷的成功学大师、畅销书、课程迫不及待地要教人怎么成功。结果，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没有增加多少，而陷入亢奋、焦虑、自卑的人却越来越多。粗制滥造、投机取巧、忽悠人的成功学就是一种毒药。 成功学把价值绝对的单一化，成功与失败成为二元对立的两种状态，成功成了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代名词，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导向片面、扭曲的价值观。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1 躁动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2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 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 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 那么，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 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 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 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 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 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 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3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0万”，哪怕没有，赚到200万、5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4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 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九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 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在当代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有个问题一直被严重忽视，就是制度性的母婴关怀问题，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将深重甚至永久性地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 经过近百年努力，中国当代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水平，在世界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全社会中能够获得基本公正的利益分配和正确的地位认同。 除了教育家、心理学家，更多人也已经认识到，母亲的素养往往决定孩子的素养，母亲的品质往往决定孩子的品质。母亲离孩子的日常生活最近，人是从模仿父母的日常行为走进社会的，孩子的衣食住行均与母亲紧密连在一起，与父亲的关系相对而言没那么密切。拿破仑曾说过，母亲的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素养，这是至理名言。母亲的重要性常常只是被人直觉，例如中国古谚“做官的爹不如要饭的娘”，但是在男权社会下，这种直觉并没有形成理性而系统的思想。 两性各具自然属性，上天的安排是，男人承担物质性再生产，女人承担人口性再生产，从人类繁衍和社会和谐的角度看，人口再生产无疑是更重要的。近两百年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女性解放确实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其发展依然被囿限在传统的男权阴影之下。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思想，其贡献在于揭露了历史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是它的目标却是与男性争取一个所谓“平等”的地位，其平等不是人格性的平等，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对等，即男人能做什么，女人也能做什么。这便大大地歪曲了男女的自然属性，从而无法正确认识到女性成为母亲之后，其所担当的角色，是人类所有角色中至高无上的。全球思想界至今未能产生一种与母亲的重要地位相匹配的国家社会理论（王东华先生的《发现母亲》一书在此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但至今未受相应的重视），即使是艾斯勒这样的大思想家也不敢公然提出一种与以女性为主导相关的国家社会理论，而只能是在其考古梳理中隐性论及。 由于母亲的这种重要性，我以为一般而言，家庭当以母亲为主，父亲为辅，即使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从一个和谐的家庭角度来讲，他依然应当是辅助性地位，而不能居于主宰性的地位。一般情况下，操持家事主要得靠母亲，创造一家人的合理生活也得靠母亲，让家庭处于一种温馨而富有爱与美的氛围一般也主要靠母亲（母亲脾气不好的家庭鲜有和美者），而这些可以说比物质性再生产重要得多，许多家庭财产万贯，却不能和和美美，就是因为仅仅是钱——哪怕金山银山都无法建立美好的家庭。 男权社会的愚昧与傲慢便在于它在本质上的“唯物主义”，蔑视从事人口性再生产的女性自然属性，将其地位贬低到物质性再生产的男性自然属性之下，这样的社会在本质上是成王败寇的，是崇尚暴戾和破坏的，而不是崇尚美和爱的。这已被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历史所证明。 女性解放的出路并不在于与男性在社会上争一短长，而是全社会尤其是男性世界要认识到女性的重要作用，承认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性地位，在这种家庭中进入社会做事的男性恐怕也会比其他男性更加崇尚爱和美，而不是争斗与暴戾。否则，家庭不能和谐相处，这个社会又如何和谐呢？ 当代中国，一个成年的已婚女性，一般都会同时承受生育、抚育子女、工作的重担。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已婚男性，其收入无法保障妻子在数年内完全脱产地生育和抚育，因此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妻子在孕产假之后，就得重新工作。但是，工作并不意味着母亲们就不理睬孩子了，一则绝大部分女性都有自然的母爱能力，这种来自天性的母爱能力，使得她们在工作与抚养孩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二则，有些女性受“铁姑娘”理论影响，性格比较男性化，缺乏母爱能力，孩子就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拖累。可见，当代中国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负担更为沉重，并且它所导致的家庭、社会的畸形也已经显露。 24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有些夫妻由于工作繁忙，将孩子长年寄养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老人都有隔代疼倾向，因此宠孩子几乎成为这种抚养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老人的纵容不但无法纠正甚至加剧孩子的各种不良习气，并且产生独生子女特有的自我中心现象，缺乏合作能力，缺乏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孩子如果长期与老人生活，过了五六岁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还容易导致与父母的感情不洽，甚至终生难以修复。如果让老人驻家带养孩子，则常常易于引发家庭冲突，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会发生代际冲突。 保姆驻家带养孩子，如果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大量减少，其引发的问题往往更严重，一般而言，保姆所受教育会远低于孩子的父母，因此这种带养更多的只应是一种生活照料，而孩子却时时刻刻在成长，如果一般性的生活照料占据了孩子生活的全部，那么人格形成期的一些教育就会被荒废，这种荒废是人长大以后难以弥补的。 心理学家们早有研究结果，人在3岁或者5岁之前，人格即已基本形成，因此，5岁之前的培养在一生中占有最重要地位，这个期间缺乏母爱的孩子，长大了往往人格不健全，在缺乏母爱环境中长大的人，往往也缺乏爱的能力，甚至与人相处的基本能力。而中国目前的制度，恰恰是在孩子五岁之前，对母亲和孩子的关怀极度匮乏，除了几个月的产假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了。 有人一定会疑惑，如果让生育之后的女性四、五年时间都呆在家里，岂不烦闷？抚养孩子需要各方面的素养，尤其是人格上的、审美上的，这两个问题也连在一起。中国古代贵族家庭里对女性的艺术培养，可谓深知母仪之精髓。现代社会也不例外，缺教养的母亲，带大的孩子往往粗鲁无文；缺乏审美能力的母亲带大的孩子，也不容易有艺术品味。而这一切都与人格气质、道德素养关系密切，即布罗茨基所谓的“美学是伦理学之母”。产后女性如果总是在家里就会无聊，这是个伪问题，因为母教（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以及各类艺术的熏陶）本身就极为重要，只有认为抚养孩子就是喂饱穿暖的妈妈才会无聊。 另一个可能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难道父亲不重要吗？ 说母亲重要，并不否认父亲的重要性。在对孩子人格培养的过程中，父亲的角色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一般而言，父亲角色的重要远到不了母亲的地步，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般的离婚判决，法官总是倾向把孩子判给母亲，而不是父亲，只有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一般的家庭做不到双亲都在家培养孩子，那么与其让两人都不能在家，不如一人主要时间能够在家与孩子在一起；与其让爸爸在家，不如让妈妈在家。相比而言，一般情形下，孩子总是更需要妈妈，而不是爸爸。 当然，女性长时期抚养孩子之后有个返回社会的再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之下，恐怕无解，只有靠个人。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能够认识到母亲的特殊重要性，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合理安排。 还有一个特别社会化的问题是，有些女性可能会误会我的观点是将女性工具化了。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女性成了母亲，将这个孩子培养成健康、幸福、自由的人重要呢，还是有什么别的事业更重要？如果一个女性认为还有别的事业更重要，那我建议她不要生育，既然生育就要负责任，不称职的母亲父亲已经够多，何需再增加。 当代中国经过数十年培养“铁姑娘”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观念上严重地破坏了两性的自然属性，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现象也早已司空见惯，这本来就应该在纠正之列。 有外国专家曾警告中国人，15年后影响中国稳定的最严重问题，是环境问题和精神病问题。如果这个家庭结构已经开始畸形了的当代社会，再不认识到母亲的重要性，不给母婴们更多的关怀和爱护，谁知道15年后会不会再增加上亿的精神病人？ 我敢说，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文：苏德中 在 1968 年 4 月，马丁·路德·金遇害的后一天，一位美国小学教师珍·艾略特遇上一个难题。她三年级的学生，在这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镇上，无法理解为什么马丁会被暗杀。为了让他们理解什么是“歧视”，珍·艾略特做了一个试验。 她将班级里的孩子通过眼睛的颜色分为蓝色和褐色两组。在第一天，褐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一条褐色的领巾以作区别，区分出优势组和弱势组。 蓝色眼睛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更加聪明、干净、友好，是比褐色眼睛的孩子更棒的人，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艾略特不断地批评和嘲讽。 第二天，艾略特将规则反转，蓝色眼睛的孩子被绑上蓝色的领巾，成为弱势组，而褐色眼睛的孩子则被归位强势组，享受比弱势组更好的待遇。两天试验结束后，珍让双方拥抱和好，并写下感受。 短短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呢？被归为弱势组的学生在测验和学习中表现都不理想，相反，被归为强势组的孩子表现优异、自信，并“团结”起来，区别看待弱势组的同学。 “我亲眼看到平时富有合作精神、友好而体贴的孩子在短短十五分钟里，变得令人讨厌、凶狠并且学会歧视。”珍·艾略特说，她意识到她在一个三年级的班级里，创造了一个微缩的社会。 一、偏见与刻板印象 前天我坐车回家路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前面一辆白色轿车开得缓慢而扭捏，在我们前方晃悠了大约半分钟后，性急的师傅一脚油门，迅速变道超车，然后嘀咕了一句“女司机”。 我忍不住问师傅，为什么你确定这是女司机呢？师傅回答，只有女司机才是这种技术。我反问道，如果对方其实是一个男司机呢？师傅哈哈笑了一声，没有回答。我想，即使看到对方是男司机，恐怕师傅也会认为他“开车技术和女司机一样”吧。 “男性开车技术比女性强”是我们广泛可见的一种偏见，即使并没有任何数据显示男性开车技术更强，甚至并没有见过女司机开车或者见过开车技术差劲的男性，很多人依然持有这样的观点。 偏见，是一种缺乏客观依据、固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态度。在心理学上，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见或信念的陈述，更是一种包括像轻视，反感，嫌恶等感觉的一种态度。而通常偏见的产生，都来源于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原本是指用来复制一个印刷过程，后来被比作“脑子里的图片”或者现实的心理复制品，专指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人、事或物的一种概括性看法。刻板印象的产生，多数时候源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某类人群（或个人、事物），而选择采用经验或感官走“捷径”。 “女性开车技术差”或“男性开车技术好”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产生原因较多，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一个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延伸。 我们的社会通常有“女性不太理性”和“女人更适合做家务”这类刻板印象，延伸到各个领域当中，可能就是女性既不适合当外科医生，也不适合做一名律师，当然也不会好好开车了。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会不断加强这种刻板印象。新闻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在某个车祸报道的标题中，会刻意加上一个“女司机”的标签，让大家产生一种女司机车祸几率更高的错觉，事实上数据统计，男司机车祸几率更高。 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富二代”、“90 后”等标签时常存在于各类媒体报道当中，比起事实本身，大众更关心这类标签的意义。“富二代”是嚣张跋扈的，“90 后”是年轻气盛不懂事的。 刻板印象本身并不一定有害，一个族群若被刻板地视为中性和正面的印象，譬如“诚实善良”，则不会产生偏见或歧视。然而事实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往往更深入人心，“女司机开车技术差”的刻板印象，就导致那位出租车师傅看到前方乱晃的车，产生了“对方一定是女司机”的偏见。 二、什么是歧视 80年代初，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纽约。由于这种免疫系统缺陷疾病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当中，因此被称为“同志病”。 无数男同性恋因为这种病症死去，保守的里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有人认为这是上帝给予同志的惩罚，希望以此消灭同志群体。不少商店挂上标牌，禁止同志进入，大部分民众对同志避之不及。 这种病症正是大名鼎鼎的“艾滋病”，直到其肆虐四年之后，美国政府才拨款进行研究和救治。 时至今日，即使科学证明艾滋病并不是同志特有的疾病，依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同志是艾滋病的病原，拒绝接触同性恋。也有人对爱滋病患者抱有偏见，认为他们生活放荡，甚至不愿和他们呼吸同一片空气。 虽然并不绝对，但多数情况下“歧视”往往源自“偏见”，简单地说，歧视是基于偏见的一种外显行为。 “女司机开车技术比男司机差”是常见的偏见，当一个人持有这种偏见，并因此拒绝乘坐女司机的车（拦下一辆出租车，发现是女司机后拒绝乘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个人歧视”。 而如果出台一项政策，规定女司机获得驾照所需学习时间更长，或者成为出租车司机的考核更严格，则是一种“组织歧视”。 偏见和歧视主要有两点区别： 偏见作为一种主观态度主要存在于脑海中，而歧视则是一种行为。前者为后者的心理来源，后者为前者的外在反映。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致性，但也并非必然，持有偏见态度的人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位对同性恋抱有偏见的酒店老板，不一定会拒绝一对同性恋人的入住。 偏见可以发生在任何群体之间，强势的群体可以对弱势的群体抱有偏见，反之亦然，例如仇富，往往带有对富人（强势群体）的偏见。而歧视，则只针对弱势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弱之间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在主流社会里，异性恋相比同性恋占有绝对优势，即使同性恋对异性恋抱有偏见，也很难进一步形成歧视行为。但在同性恋占有话语权的时尚圈，甚至有异性恋假装成同性恋来获得认可的情况发生。 总而言之，歧视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或个人），由于身份归类（如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而非品质，给予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区别对待。 三、从偏见到歧视 自证预言，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提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是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最后真的实现。 1968年，罗森塔尔博士与雅各布森博士通过在小学教学上的试验，验证了这个现象，并成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种效应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简单来讲，一旦某个人或群体被他人用主观倾向态度看待，并因此看法设置规范和制度，那么这个人或群体可能最终就会变成那样。 比如说，曾经美国的白人认为黑人是低人一等的种族，因此设立了各种隔离制度进行区别对待。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黑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就难以产生健全的人格，因此也会产生一些符合白人偏见的特征。一个白人见到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黑人，发现这个黑人是个文盲，因此得出“黑人果然都是愚蠢的”结论，加强了其偏见的态度。 但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个黑人没有机会享受教育罢了。 我们知道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典型的“组织歧视”，白人是强势群体，黑人是弱势群体，因为对黑人持有偏见，因此延伸出进一步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偏见才会演变为歧视呢？ 理性行为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和阿耶兹于 1975年提出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当中，个人对特定行为偏好的行为意向会受到个人是否认同的态度及重要他人支持与否的主观推测二者或其中之一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将进一步影响所表现的具体行为。若两者保持一致，则做出行为是必然，若二者矛盾，则取决于二者相互作用的相对强度。 这里的主观推测实际上可理解为实施某一行为受到的社会阻力的大小即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歧视之所以能从偏见的心理上升到行为，是因为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旦人们认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会付出超出忍受范围的惩罚（甚至带来奖励），就会进一步到行为层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歧视是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因为历史原因，黑人在美国相对于白人处于弱势地位。人们对黑人存在偏见，而黑人力量弱小，不足以对制度的实施者给予惩罚，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而成立。而这种制度的破处，事实上也是黑人进行反抗的结果。 四、如何消除歧视 总体而言，刻板印象催生了偏见，而偏见则导致了歧视行为的发生。 根据我之前所分析，我认为歧视的根源主要来自以下三点： 1.因为片面、错误的信息而导致的认知偏差： 因为教育环境、成长环境、文化环境和媒体环境等等，接受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客观，导致认知偏差。比如女孩子从小被认为“不适合学习理科”； 2.歧视者的傲慢和无知： 接受了片面的信息，却将这些信息当做全部，一心认为人、事或物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不愿意接受真实的情况。比如一个人恐同，即使接受了科学的信息，依然认为同性恋就是不干净，就是“反自然”的； 3.被歧视者本身的弱势： 因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对强势者做出反抗，甚至因此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接受歧视者传达的信息。比如黑人被白人认为是愚笨和懒惰的，假如因此有一部分黑人自暴自弃，也认为自己真的低人一等，从而堕落下去，加强了白人的偏见。 要消除歧视，必须是从根源入手。 我们需要消除误解、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也需要被歧视者自身的努力，因此我认为消除歧视的方法有： 1.宣传： 宣传是消除误解的有效方式，树立典型的形象有助于破除大众对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对于女性科学家的宣传会让人对于“女性不适合科学”的偏见产生扭转； 2.教育： 从小不要给孩子灌输片面和错误的观念，要让他们自己去接触其他群体。极端宗教组织从小开始培育孩子的偏见行为，这种方式可怕而残忍； 3.加强同理心：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有一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知道，可能对方并没有你那么优厚的条件。加强同理心可以让人更好地放下偏见，当你觉得穷人的孩子学习差，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4.避免与极端人士交往： 极端的思想总是容易传播和获得认同，我们要小心那些因为狭隘的目光而产生极端思想的人。当一个人告诉你，黑人就是天生又蠢又笨又懒的时候，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5.与被歧视者多接触： 最好了解对方的方式就是接触对方。有些人认为河南人都是骗子，但如果过接触一些河南人，感受到河南人的好，观点可能会产生改变； 6.被歧视者自身改变： 被歧视者需要客观接受一些事实，并且在可行的范围下进行改变。假如当時美国的黑人，如果都自甘堕落，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相反，他们积极进取，慢慢亦会获得尊敬。 对了，在珍·艾略特做了蓝眼睛和褐眼睛的试验十七年以后，纪录片《分裂的课堂》的导演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们进行了回访。 无一例外，他们认为这个实验在其生命中意义重大。正因为童年时期有了这个体验，长大后更容易接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种族和不同意见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 其实，消除歧视的目的，可以仅仅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我们何必那么狭隘。 注：本文转载自“知乎”。

一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二 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 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 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三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四 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她跟老范什么都成，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音乐和男朋友”。 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直接进入了情绪。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我觉得说的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本文作者出生在陕北的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某部门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早几年前，他就想动笔写写老家农村的现状，但是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的不全面，苦于思路的瓶颈和知识面及视野的狭隘，一直没有动笔。2015年8月，作者被县委组织部派往某村任第一书记，通过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以及现今精准扶贫的全面启动，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心里多了些“为什么”、“怎么办”。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本文就是作者就当下的农村现状做一些浅薄的分析。值得每一个人阅读并深思。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01人口问题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的居住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02土地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䦆头了。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03产业问题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看真知灼见，加博士微信CEOS911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04婚姻问题首先是钱的问题。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05养老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06大病问题前不久，村里我的一个亲戚离开了人世。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梗，在银川的医院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昂贵的费用，后期中断了治疗，彻底导致半身不遂，最终倒在了抗争病魔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了农村合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是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人来说，一是救助能否到位，到位多少是未知数，二是即使到位，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场大病，就是一个家庭的变革，少则几十万元，动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沉重的负担，让原本小康的家庭彻底返贫，而且债台高筑，许多农村人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的等待着死亡的临近。人死了，钱也没了。07传统习俗的崩解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哪次我户家过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的至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政策的调整改革，农村也在经历着阵痛，逐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随波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想，总体是向好的。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一个良性的优美的时代？ 我的标准是：假如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除了福利制度免除人的衣粟底限之忧，社会的竞争规则、分配原理和命运设计，亦须公正和清洁。该时代在品格上应有纯真、简单的一面，它不让包括傻瓜在内的人焦虑，不欺辱弱者，不以厚黑和陷阱坑他们。 一条路，若连盲人都安然无恙，即一条善良的路。 否则就不是。 某日，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太太遇到了骗子。家门口贴了告示，红印章，北京燃气维修服务部，称严寒将至，为防燃气中毒，将提供免费检查。太太照电话拨号，很快人至，一查，须换3个阀门，最后结算，600元。太太惊愕，还是乖乖付了账。晚上，太太嗫嚅着追溯白天，我暗呼上当。不其然，问燃气公司，没这事，电话不是人家的。翌日向工商投诉，答没辙，全靠自个儿防范。叹口气，安慰太太，权当自个是傻瓜吧。其实一切都在意料中，做点挣扎，只是把受害者的程序走完，给霉运画个句号，也算有所作为了，否则不仅影响自我器重，也对不住法制社会和公民称号啊。就像重症晚期病人，明知治与不治无二，还是沿现代医学的全套流程走一遍。 二是同事遇到了骗子。准确说，是骗子遭遇了同事。 同事家有老人，骗子登门，谎称油烟机厂家服务，不光把八成新的机子卸走了，还收了数百元手续费。同事乃智力牛人，逻辑缜密，口才佳，且擅斗争哲学，对规则和潜规则颇有研究，重要的是，有一股绝不吃亏的劲儿。 同事下班，闻后不动声色，给骗子打电话：先自报家门，亮央视记者身份，尔后命令对方，必须在明午饭前将骗款和设备价一并汇入指定帐户，否则将不惜一切手段绳之、法之、惩之……据同事形容，那真是声色俱厉、雷霆万钧，混合了记者、公安、黑社会老大的综合语气和杀伤力。 第2天，钱乖乖地到了账。 同事说，恐吓其实最有效，不图别的，替老人释口恶气，算尽孝吧。 真佩服他的实干，不仅有对策，更有誓不罢休的意志。我不行，务虚惯了，老觉得在这个时代不吃大亏就算占了便宜。 同事也承认，这法子只能自保，帮不上别人。骗子可自认倒霉，对强悍的个体妥协，但不会对自己的职业让步。 不是骗子和厉害的主，即是受害者？那么，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角色、别的活法？ 不骗不傻不吃亏，乃最正常的人生状态，可实际难矣。你不光要炼就火眼金睛，更要有不依不饶、维权打黑的搏术和毅力。知识者很聪明，爱质疑爱推理，眼力不弱，但往往行动力太差，忍气吞声了之。 在我写该文的同时，手机里又冲进两条诈骗短信和一记“一声响电话”。 信用和道德，乃社会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和精神家当，它比法律更宝贵，亦是减少法律成本和制度损耗的关键。我一直以为，法律使用频率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但绝非理想时代。因为法律堵得是人性漏洞，民间道德损伤越严重，法律之地位和功能越凸现。显然今天，靠毁坏规则和蔑视信用发家——已成最流行的获利模式和暴富捷径，也意味着我们最基础的家产被老鼠蚀空，只剩一堆糠皮。 我们竟浑然不觉，以为粮满仓、柴满垛，高枕无忧。 巴尔扎克说：傻瓜旁边必有骗子。 法学家也说：在骗子眼里，除了同行，天下皆傻瓜——这是他们最大的职业依据，也是信仰所在。 我就寻思，你说这世上先有傻瓜还是先有骗子？是骗子证明了傻瓜还是傻瓜激励着骗子呢？ 当骗子和傻瓜都越来越多，更大的疑惑来了：这是个以骗子命名的时代，还是个用傻瓜注册的年头？这是场考验纯真的精神游戏，还是智商搏弈的丛林肉战？那传说中的裁判在哪儿呢？还是压根就没有？ 注：本文节选自王开岭著《古典之殇》一书。

2019年1月5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上做了题为《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演讲。特此刊发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1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 1、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 2、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这个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2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1、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2、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3、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3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1、背景的不确定性。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2、方向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3、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4、政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注：本文转载自“中制智库”公众微信号。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大酒店招聘经理，前来应聘的人很多。老板出了个这样的考题：“如果你走进客人的房间，发现女客人正在裸浴，你怎么办？”各种回答都有，其中一个应聘者回答的是：“我就对她说‘对不起，先生！’”结果他被录用了，因为这个回答抓住了客人的心理，这样说会让女顾客以为对方没看清楚，从而消除了心里障碍。 这个故事被很多中国人当作一个公关、经营管理方面的经典案例而津津乐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瞎编的，它绝对不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相关学科中的教学内容，尤其是对于在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最有权威的、用一千个案例来教学的世界顶级大学哈佛大学，更不可能收录这样的案例。这纯粹是一个打着“世界级”旗号的伪经典。 试想，一个世界著名的大酒店，怎么会出现酒店方人员擅自闯入客人房间的事情？真正世界著名的大酒店，其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管理人员绝对是用的专业人才，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在大学开设了酒店管理这门学科。中国虽然现在也引进了这个学科，在酒店管理上也学了国外的那一套的一些东西，但中国人显然没有领悟其精髓，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造成的。 就这个案例来说，当酒店的服务人员要进入房间打扫客房时，首先应该是看门口有没有挂免打扰牌，如果有挂免打扰牌，就不要去打扰。如果挂了免打扰牌但又确实有重要事情需要打扰，也必定是先敲门，或拨打房间的电话，让客人来开门，绝不会擅自进入。国外的客人进房间时通常都会挂上免打扰牌，不过这一点中国人往往是不太注意。如果没有挂免打扰牌，酒店方也还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判断客人是否在房间，例如楼层管理人员做的客人进出记录、房间用电情况等。在房门口没有挂免打扰牌、初步判断客人不在房间的情况下，开门时也要小心谨慎，不要一下打得很开，先敲一敲门，问是否有人，以便让客人知道有人进来、及时作出反应。其实这里面还不单纯是一个为客人隐私着想的问题，还有一个为服务员的安全着想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公民是可以拥有枪支的，擅自鲁莽地闯入客人的房间，客人是可能会开枪的！在私人持枪违法的国家，也可能会有非法持枪者住在酒店里，难保不会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开枪。所以，尽管是进入客人的房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对于一个世界级的大酒店，也是要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培训、考核、使之成为职业习惯的。 再说，一个世界级的大酒店，不管自己的酒店实际上有没有发生过故事所说的那种事情，也绝不会拿这样的事来作为考题去考应聘者的应变能力，让人们以为这家酒店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那可是非常掉价的事情。出这样的题的考官肯定会被解职。 编这个故事的人显然也不了解国外大酒店招聘经理的情况。象酒店经理这样的重要职务，要么是经过长期物色、调查、沟通确定的，要么是在内部提拔的，不可能是漫无目标地招聘，甚至仅凭一个脑筋急转弯的考题就录用了，而不是考核其综合能力。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很多人趋之若鹜地应聘的情况，也只有像中国这种不重视人才、不考核综合能力、失业率较高的国家才会出现。 编这个故事的人固然是不了解世界著名的大酒店的管理模式，但更深的原因还在于他脑子里的那种“靠耍小聪明就能取得成功”的落后意识。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一个把中国人的落后意识嫁接在外国人身上编造出来的畸形幽默。但是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幽默的危害性。它把人们向“耍小聪明就能获得成功”的方向上引导，从而使人们忽视了管理的规范化。 管理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体现在规范化上。 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在基本方法、原理上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企业管理的意识上不来，社会管理的意识也就上不来。社会管理的意识上不来，人们就不会去思考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只是怪自己运气不好以及不善于耍小聪明。 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实行民主，没有民主，权力就必然会滥用，就谈不上规范化。 这种故事其实也是在帮专制宣传机器贩卖成功学，让人们只是从自己个人身上寻找不成功的原因，而不去追究体制的问题。 历来都有很多中国人以善于耍小聪明为荣。殊不知，小聪明只能占一时的便宜，如果没有大智慧，就必定要吃大亏。所谓大智慧，并不是比别人聪明，而是懂得和遵循一些基本的道理，能抛开个人的一点小得失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对小聪明的反省，例如“聪明反被聪明误”，但这种反省不够深入、不系统，没有逻辑性。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内容，这就是不系统，没有逻辑性造成的。于是强权者总可以从传统文化里找到所谓的理论依据。专制统治者就喜欢用“发扬传统文化”来忽悠民众。抛开普世价值来发扬传统文化，只能是使民族走向深渊。 固然，个别人的不成功可能是他本身的原因，但如果很多人都不成功，那就肯定是社会的原因。这时候，只有先解决社会的问题，才能使更多人获得成功，其中也包括自己。 什么叫成功呢？这其实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些人赚了很多钱，但仍然生活得不幸福，甚至走上绝路；有些人虽然不那么富有，但却我心怡然。我认为，真正的成功，应该是自己觉得有尊严。如果要违心地去迎合他人，那就没有尊严。像本文故事中的应聘者，为了获得一个职位，不是从规范化管理的角度去寻找答案，而是去迎合主考官，那就是没有尊严。你迎合得了这一次，迎合不了一世，因为不规范的行为是捉摸不定的。

作者 | 冯学荣来源 | 千字文华 曾有人说：“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因为他有超人的天才和智慧”。可如果瓦特生在中国，他还是个天才吗？ 我们许多老百姓都会说这么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牙牙学语，将这句话奉为宇宙真理。 然而，很少人知道，这句话是错误的。 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 为讲清楚这个问题，请读者们和我一起幻想一下：假设我是明朝一个对科技有兴趣的少年，观察力过人，看到蒸汽能产生驱动力，就知道只要给我一个锅炉，配上齿轮，我就能创造出能使车轮自己转动的机器。 可是然并卵。我从小就不会着手去做这项发明。 为什么？ 首先社会瞧不起。明朝时整个中国都认为读书考科举才有出息，经商是贱人，鼓捣“奇技淫巧”的异想天开的少年，更是不务正业，所有人都会鄙视我。 明熹宗酷爱木工发明，却只能偷偷地做 进一步而言，就算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明了蒸汽机，进而使轮子自己转动，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没人会买我的技术。为什么没人买呢？因为明朝没有专利制度，我会做，别人也可以学着做，对我而言，实现不了什么实际利益。因此我做这件事，并没有积极的意义。 再进一步，就算我用自己的蒸汽机驱动我家的独轮车，驾驶它去赶集，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官老爷说我驾驶这个怪物招摇过市，使官老爷坐轿子的特权彻底失去了威严，官老爷会把我的机器没收了。 结果可想而知，我自己从小就打消了发明蒸汽机的念头，因为我无利可图。不但无利可图，我还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你说我干不干？ 明朝的发明家成绩斐然，却因官僚压榨而难以成长 所以，中国历史上科技绝对不会发达，多少技术天才，只能埋没在人间。 然而，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结局完全不一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以经商为志，以致富为荣，国家也有专利制度，专门鼓励发明创造，竭力保护财富，当时的英国，煤矿需要驱动器，轮船需要驱动器，各行各业都需要驱动力，这时谁发明蒸汽机，谁就能发财。 结果，是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不是中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立马申请专利，后半辈子，瓦特发了大财，富甲一方。 为什么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有经济自由，因为英国人保护私有产权。 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哪里保护人的私有产权，哪里就有科学；哪里有经济自由，哪里就有技术。 美国人伊莱亚斯·豪因为发明缝纫机而致富 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原因，恰恰相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结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典型的倒果为因。 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地方在战后都留有大量科技人员，然而二者命运全然不同。西德人民因为拥有经济自由，仅仅用了二十年就从战争废墟中实现再次腾飞。东德却因为没有经济自由，越来越穷，人们最后竟然吃不饱饭，沦为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和西德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样是德国人，同样具备雄厚科技基础，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表现天壤之别，这是证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有力的例子。 柏林墙倒塌时，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反过来也成立。香港是个科技沙漠，从来就没有什么杰出的科技，然而凭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自由度，竟然也实现了华人世界罕见的繁荣。 人类的历史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有科技，不一定繁荣。没有科技，也可以很繁荣。关键在于有没有经济自由。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所有的知识青年，应当牢牢记住这点基本常识。

近几年，伴随社会纠纷的日益增加，“死磕”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它指的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些）人或者某件（些）事情斗争到底，努力实现自己所认定的“正当性”诉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当下中国，“死磕律师”可以被看作是此类社会行动的典型实践者。鉴于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死磕”现象，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论；但我要明确表态支持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的“死磕精神”，为它点赞。 如何来理解“死磕精神”呢？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它坚守社会的明规则，反对潜规则；它坚持讲清道理，反对混淆是非；它捍卫法律底线，反对徇私枉法；它主张曲直明辨，反对难得糊涂；它甘愿为真理而斗争，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因此，那些利用无理纠缠手段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行为，及各色的诡辩与狡辩不在本文所讨论的“死磕精神”覆盖范畴内，这里所提出的“死磕精神”是一个典型的正面词汇。 为“死磕精神”点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痛心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乃至整体的社会进步遭遇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强力阻碍，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表现是：中国人大多都不喜欢凡事“较真”的人，更是讨厌“死磕”，认为它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难得糊涂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基本方式；同时，人们还普遍缺乏一种明晰化的规则意识和“明辨是非”的强烈欲望，却习惯于“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思维方式。 关于这种文化传统在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范忠信等所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一书进行过系统讲述。本书研究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伦理“优先于”法律条文，面对社会纠纷，官府通常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逃避对其中是非曲直的仔细辨析，官员习惯运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调解矛盾，将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专业人士诬称为“讼棍”，并进行严厉的处罚。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从本书中摘举几个典型案例。 故事1：西汉时期，冯翊太守韩廷寿接到一桩“兄弟争夺田产”的诉讼，在未进行案情审理的情况下，他却公开谴责自己在“教化民德”方面的过失，表示要辞官归田，然后闭门思过。看到太守大人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毫不推卸责任，下级官员感觉羞愧难当，表示自己也应该接受惩罚，反思工作中的失误。当地百姓看到这种情形，也非常感动，纷纷谴责争夺田产的两兄弟，使得他们非常后悔，主动表示愿意互让田产，从此以后不再打官司。 故事2：清朝光绪年间，顺天府宝坻县衙接到一件案子，一位寡妇控告已故丈夫的哥哥与之争夺田地。知县不做任何审问，直接劝令其兄“量力资助”，同时让寡妇写下了“永不滋扰”的保证书；几个月后，寡妇又抢割兄长家的庄稼，这位兄长诉至官府，知县再次令他义助弟媳，他只好继续给予她经济接济，并帮其置买了几亩地；但不久后，她又到兄长门前寻恤滋事，官府则再一次不问细节情由，含糊其辞地责令双方以后应“互不滋扰”。 故事3：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樊增祥的知县，接到一桩诉讼案件，原告指控一家当铺侵占其三百两银子，却没有任何证据，被告对此给予坚决否认，虽然其所提供的账簿凭证也有“疑窦”，但毕竟还算有所依据。经过一番审问，在毫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樊知县最后判决责令被告给原告一百两银子，以化解双方之间的争执；而他所依据的所谓“情节”竟然是：原告贫穷，被告富裕，且在诉讼过程当中，原告的态度较好，被告的态度较差。 针对以上案例反映的社会现象，本书认为：这正是中国“无讼”、“贱讼”、“息讼”文化传统的生动展现；这种文化无非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人权益，以笼统与空泛的社会伦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有利害得失的计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必然会出现大量胆小怕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争利益、不敢诉讼的良民与顺民，哪怕是遭受官僚权贵的欺凌也不敢进行抗争。显然，这些民众的存在是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难得糊涂”、“是非不辨”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的“丛林法则”，面对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强者视为天经地义，弱者则产生啊Q精神，二者构成一对天然的权力 “合谋”与互补关系。显然，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强大阻力，而“死磕精神”则可以成为治疗这种“文化病”的一副良药，甚至可以视为破除这种文化传统的最佳突破口。 其次，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引导中国人树立现代个人权利观念。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人的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他们具有强烈的“死磕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西方法治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其国民善于“死磕”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没有给“死磕精神”留下任何余地，所以现在亟需“补课”；通过这种精神的发扬，激发中国人形成更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从而为法治文化的培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死磕精神”是社会潜规则的克星，是各种权力腐败的天敌。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规则代替潜规则，公民社会自觉监督与制约公共权力，而这正是“死磕精神”的核心诉求。它可以帮助中国人学会讲明道理，打破“潜规则”陋习，揭穿各种形式的“假大空”与“语言腐败”，并形成对公共权力的防范意识。可以预见，当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社会“讲明道理”之时，公权力的腐败空间必然会被不断压缩。 与此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长期不能得到矫正或表达，很容易滋生对社会的极端仇恨心理，进而对“特定对象”乃至于“无辜人群”做出伤害行为。相比而言，一个人一旦具有了明晰的“死磕精神”，他就会优先通过正常化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向极端，这相当于为矛盾丛生的社会安装了一个安全阀。 另外，从长远来看，“死磕精神”还有利于中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死磕式”争辩可以促使争辩者更审慎地思考所辩论的问题，不得不尽量把辩论的话语讲得符合“常识逻辑”，以此来说服众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逻辑思维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训练，不再盲目相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简单说教，进而激发他们对“真理”的向往与热爱，并自发培育出现代科学精神。 总而言之，“死磕精神”有利于帮助中国人打破政治意识的“蒙昧”与麻木，培育现代个人权利意识，学会借助可以公开言说的“明规则”来维护个人正当权益，从而破除潜规则，压缩公共权力腐败的生存空间，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同时，“死磕精神”还可以充当一种“社会安全阀”，防范各种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从长远来看，它还可以帮助国人训练逻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激发对真知的热爱，最终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 可以想见，中国若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绝对离不开民间社会对“死磕精神”的发扬。从很大程度上说，那些当今被视为“刁民”的很多死磕人士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推动力。最后，再次为“死磕精神”点赞，祝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精神的独特价值，并将其贯彻到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么？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么？还配写什么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么？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么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么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么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像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么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么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么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像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像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么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么“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中国人满脑子的原始辩证思维，缺乏形式思维，所以现代科技不可能从中国起步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人类天性中的愚蠢，还生出了另外三根新芽：野心、虚荣和骄傲。 虚荣和骄傲的差别在于：骄傲是坚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虚荣是渴望别人相信自己具有某方面的价值，通常还伴随着一种隐秘的希望——希望通过唤起别人的确信，最终能使自己同样确信。 骄傲源于内，是对自我的一种直接的欣赏。虚荣则是渴望能从外界间接获得这种自我欣赏。 虚荣自负的人通常喜欢夸夸其谈，而骄傲自大者则多半沉默寡言。但是虚荣的人既然一心争取别人的认可，那么就应当意识到，就算自己的确有很好的谈资，但也许保持适当的沉默，比聒噪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骄傲的人，普通人只能做做样子，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扮演骄傲，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唯有坚定不移地确信自身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特殊的重要性，才会让一个人产生君临天下般骄傲的感觉。当然他的这份确信很有可能只是误会，或是性格使然，但只要他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就无损他的骄傲。植根于信念的骄傲，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已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品质，而非我们的主观意识。 虚荣是骄傲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大的障碍。骄傲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自己的价值确信不疑，而虚荣则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赞扬，从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处心积虑讨好别人，四处逢迎。 骄傲常常引来诋毁和抨击。但我猜想，诋毁抨击别人的，多是那些自身没什么可骄傲的人。 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厚颜无耻，但凡具有任何长处或优点，人们就应该把自己这项优点牢记于心——如果我们善意地忽略自己的优势，与其他人过从密切，那么那些人肯定会把我们当做同一级别的自己人来对待。 我要特别提醒那些最卓越的人，卓越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天性，不像勋章和头衔，时刻都要引人注意。要知道过分随和反而容易让人轻视，就像罗马人过去常说的，“愚人倒来教导智者”；或是像阿拉伯谚语说的，“若你纡尊降贵跟一个低贱的人开玩笑，他很快就会蹬鼻子上脸”；当然还有伟大的贺拉斯也在教导我们，“该你得的荣誉，就千万不要客气。” 当谦虚成为一种“美德”，愚人反倒获利最多——谦虚若是美德，那岂不是人人都得把自己说成是个傻瓜才行？谦虚实际上拉平了人们之间的差距，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傻瓜似的。 最廉价的骄傲是民族骄傲，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如果一个人号称为他的国家或民族自豪，那只能说明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否则也不会抓着那些千百万人共有的东西引以为荣了。 有个性、有见识的人，会更加清晰地发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陷就暴露在他眼前。但一个可怜的傻瓜自身没什么可令他骄傲的，就只能把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当作最后依靠，为其感到骄傲。他为自己的自卑找到庇护，随时准备拼死为其错误和愚行进行辩护，不分青红皂白，连其缺点也誓死捍卫。举个例子，倘若用一种理所应当的轻蔑口吻说到英吉利民族的愚蠢和偏执，你就会发现五十个英国人里也很难找出一个人赞同你，即便有那么一个，也只能说他大概刚好是个理智的人。 德国人没有民族自豪的情结。就像大家一致认可的，充分说明这是一个诚实的民族！但也有一些可笑的人——主要是那些“德意志兄弟”和政客们，装模作样地宣称为德国感到骄傲，曲意奉承、蛊惑人心，其实只是为了误导国民，多么的虚伪！他们甚至说德国人发明了黑色火药，我也对此持怀疑态度。 利希滕贝格 问：“为什么没几个人会冒充德国人？一般人似乎更喜欢冒充法国人或英国人，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这就是因为个性远比民族性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首先考虑个人的独特个性。既然无法在不涉及若干民众的前提下去提及国民性，那么就根本无法做到在高声赞扬的同时，还能保持诚实。在每一个国家，人类那些卑劣、刚愎自用、做作等都集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我们厌烦这个民族，赞扬那个民族，再转而追捧另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在嘲笑别的民族，这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注：本文选自叔本华《人生的智慧》，木云译，来自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 ♡ —— ♡ —— ♡ —— 你们都是笔杆子。为什么部队的政治教材那么不受欢迎？为什么报纸杂志上讲的那些东西不能深入人心？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笔是千斤重呀。文章一定要真实。做老实文章的根本内涵在于真实，真实才是有生命力的。古人讲，做人要端正，做文要放荡。这里讲的“放荡”指的是思想的驰骋。 人要老老实实的，但文章要锦绣才华。“放荡”和锦绣才华，首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绝不可能有锦绣文章。 仅靠说教是征服不了人心的。说教没有生命力，不要说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了。这里面仍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 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我说过谎话之后，我意识到它的罪恶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安徽有个人快死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号脉之后说，你就缺一味药。两个字：粮食。饿的！ 现在我们就缺一味药，真实！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上映，因为反映的是国民党抗战的事情。 最后，习仲勋同志说，先拿到香港放映一下吧。没想到电影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片子调到台湾去看。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讲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共产党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电影直接促使了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力量多么伟大！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鲁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杀伤能力，这话是朱大可说的吧。朱大可还说：“汉语这种语言是比较适合写诏书的，写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的，或者是写慰问信这类东西。” 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手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 你看鲁迅的力量多伟大。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想过了，一个也不宽恕。”他是有大恨哪。但是，他首先是有大爱，他对这个民族有大爱，他才能有大恨。 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哪哪都充斥着作假，我们都不禁要怀疑还有什么是真实的？ 不管这个社会的以后会怎样，至少在当下，我们必须去求真实，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中国人，中国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文/姬鹏 有关“疫苗造假”的话题追问，可以称得上是“国民级”热议。无论是站在专业的医药原理上“问责”，还是站在人性道德上“谴责”，最终都会指向“造假的原罪”。毕竟，作为预防性的阻击防线“疫苗”要是也“不靠谱”，人们到底还靠什么保证最基本的生命之安？https://img.hinwen.com/hw-files/2018/07/yimiaozj.jpg生命无小事，这是人类社会中起码的“共识”。可是，当疫苗生产的源头也在拿生命开玩笑时，所谓的“共识”也就成为“恐惧的共识”和“愤怒的共识”。人们惯常强调“生存线上的尊严”，可当“生命线上的尊严”早已溃败时，大谈所谓的“房价”，“股价”还有毛用。无论是媒体的“信息跟进”，还是普通市民的“情绪补位”，表面上都强调“严惩的尺度”，可是对于未来“疫苗真假”的监管，如何保证不出质量问题，或是靠什么保障药品质量，或许才是人们更关心的问题。说到底，“疫苗造假”的核心就是“造假”，而“造假流弊”的存在，对于更多人而言，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就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就算有些人真的是死于“疫苗造假”，也会因“常识蒙蔽”，只能硬深深的自我承受一切祸端。 而对于，“造假流弊”的横生，就更多人来讲只能一边承受，一边批评。无论怎样，人们还需要活下去，在没有“药神”的情况下，只能希冀“命硬”，而对于因“药性打折”的丧命悲剧，多数时候只能“怪自己不够坚强”。只是，在这种集无奈、愤怒、悲苦的情绪里，最终还是化作“惯性的接纳”继续维持着，而在这样的模式里，对于“造假”的惯性化，我们真的该剖开真面目，去一探究竟。其一：关于“造假”并不陌生，人们早已习惯“假中比好”。有句话叫“还没有好透”，但在现实的语境里，人们更愿意讲“还没有坏透”。依照正常的认知逻辑，正确的“筛选观”应该是“好中比好”，可是，当满眼望去都是“赝品”的时候，似乎只能转为“假中比好”，也就是“坏中比好”。当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假”，也并不是都不知情，有很大一部分“假”，买卖双方都心知肚明，买方为便宜，退而求其次，卖方为收割底层市场，也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当有人问起为何质量无保证时，都会较为坦荡的讲出事实，一点不觉得“售假”有什么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假”不涉及生命安全，就好像有存在的意义。即便，以相关法规衡量，早已突破底线，但只要没有突破“生命线”，人们就不太会当事。这其中的“生存逻辑”，在底层群体中尤为明显。其二：“造假的肆无忌惮”终将迎来“惯常性互害”。人们常讲：“便宜没好货”。可当没钱的时候，赝品也会被“追捧”，这也就是为何，在《我不是药神》中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能有生存空间。就如他所说，管不管用是一回事，反正没副作用，这句话看似没毛病，但细思恐极。对于疾病来讲，尤其是致命的疾病而言，如若药物不起作用，就等于在“杀掉”患者的救治时间，而这跟“谋杀”又有何区别呢？只可惜，在市井的逻辑里，这种思维早已成为一种生存法则，甚至演化成更为残酷的互害。因为当所有人都在“造假”，那么每个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这也是最残酷，最荒唐的格局，但假若你身处其中，你又能怎样？其三：我们都鄙视生命线上的“带血流弊”，可有太多人真的利益面前无人性。对于“造假”，就连“造假”中的人，相信也很看不惯。但是，当“造假的人”一旦面对利益时，所有现实的人，好像瞬间就被抽离成符号。反正，他（她）者的痛苦自己感受不到，反正他（她）者也在“造假”。于此，他（她）们用“自己不造假是不是傻”时刻鞭策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那么多“造假者”很坦然，即便他（她）们是在榨取“带血的剩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造假都应该归于同一地狱，只不过在现实的尺度上，人们惯常用“致命与不致命”去衡量“造假”的危害，而非用"一票否决"去彻底将其打入地狱，从这个层面去看人们面临的“造假窘境”，不免有种可悲之感，而这也是人性中最难救赎的瑕疵。其四：对“造假”的惩治力度，着实不应该“设限”。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之所以“造假”，根本上还是的利益的驱使。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就更好办一些。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认识到“造假”意味着“破产”，相信“造假”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关于对“造假”的打击，欧美不少国家就相对“不设限”。只要“企业造假”被坐实，而且消费者有足够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损失依据，造假的企业，最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破产关门”的情况几乎被视为正常。尤其，关乎药物的企业，那怕关于药品的相关说明含糊，都会引发品牌的信任危机，并会面临较为沉重的相关赔偿，而这也是欧美国家中，“造假事件”相对低发的主要原因。

一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二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三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四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注：本文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版。

在作者看来，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一家之言，危言耸听，还是切中时弊，忧患实多？欢迎争鸣。一、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蔡元培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学家（1934年） 二、跟班式研究盛行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三、现行的考评政策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四、现有的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与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远 还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问他们：建世界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指标呢？他们说主要还是以论文为指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 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说起材料，我国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应该在钢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高铁的讨论，比如高铁列车的轮子、转向架，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来又不太敢用。国外的一个轮子要经过各种载荷下的检验，他们多少年都在做这个玩意。但要在中国这么个做法，可能没等实验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学校、研究所辞退了，因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个又不热、又不时髦的东西。这样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啊。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五、久而久之我们的科学家会丧失科学鉴赏力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的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里拐弯的啥玩意儿？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全国科创大会（2016年） 六、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为什么说基础研究年轻的时候容易出成果？因为年轻人没有框框、无知无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书太多、看的研究报告太多了，头脑里有太多“正确”的条条框框了。但是，科学的很多突破都是在这些看似“不正确”的地方出现的。所以许多院士以前是按错误的模式在走，等他当上院士、觉得不再图什么了，反过来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占据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会绝不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附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声：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 “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时，表达的一则个人看法。 这个论坛的主办方是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会代表近200人，来自海内外的院士就有40多人。 所以，听徐匡迪做报告的台下听众，有相当数量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在各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 哪个科研项目可获支持，扶持力度多大，院士们都是具有“话语权”的评审专家。 或许是徐匡迪感到“个人意见”说出来后得罪人，发言末了，他频频向台下的学术同道们作揖，而他得到的则是全场长时、热烈的掌声。 创新的“顶峰”是什么？正是颠覆性的技术。徐匡迪的报告扣住这一主题开展。他认为，作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具有两个共性： 一是基于坚实的科学原理，它不是神话或幻想，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 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 而在近期，以颠覆性技术取得创新成功的最经典案例，非埃隆·马斯克（Elon Mask）莫属。继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之后，马斯克成为又一个时代偶像。 他先后涉足互联网支付Palpay项目、用于未来太空商业旅行及星际太空移民的Space X火箭、颠覆传统燃油发动机汽车的特斯拉（Tesla）电动车以及可能成为人类第五种出行方式的“超回路列车”…… 纵观这些项目，其核心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让徐匡迪颇为感慨的是，马斯克提出的很多创新点子和想法，乍听起来，在行业内都是有悖主流或常理的想法。 就以Space X项目为例，火箭是一个典型的高精尖行业，专家荟萃。火箭在升空过程中，依次完成一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分离脱落，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火箭推进过程。所以，从来没有工程师想过要去回收脱落的火箭，直到马斯克提出回收一级火箭、“制造出比别人更便宜的火箭，还可回收使用多次”的想法。 并非火箭专家的马斯克，仅用数月时间就啃下了火箭推进的原理，在遭遇4次失败后，今年4月9日，他组建的Space X终于在海上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 马斯克的另一个项目“超回路列车”也是如此。 替代今天的高铁和飞机，这种新型高速运输工具的基本思路是：建成一种人工制造的真空管道，让密闭舱利用磁悬浮技术，能在管道中实现超高速的飞驰。 而在交通工程领域，大多数专家们考虑交通工具的提速问题，一般的思维方式都是通过对交通工具外形的改变，减少空气阻力。 和业界主流的想法相悖，提出一个行业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这并不妨碍马斯克获得成功。 结合这一案例，徐匡迪话锋一转，谈及眼下国内在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 “在古代，那时没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没有各种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无论是科技部、教育部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 之所以抛出“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观点，徐匡迪说，这正是由颠覆性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在新想法、新技术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 而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徐匡迪说，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而关于这一点，在马斯克的几次创业经历中都有所印证。无论特斯拉汽车还是超回路列车，它们都得到业界支持，还有风投机构适时介入，这都是马斯克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

我是一个小人物，今天斗胆谈一个天大的问题——中国教育。中国教育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本领把它办得多么好，而是我们居然可以把它办得这样糟，这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 ——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郑也夫 不输在起跑线，这是在毁掉孩子 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在发达国家，人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你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不要给孩子压这么大的负担，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人家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不该干这件事的年龄干这件事，极其荒诞。 有的幼儿园觉得的确不该在这个年龄段教小孩子识字算数，但是不教的后果就是会被家长骂。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复杂的，是共谋，是共同来“毁人不倦”。政府肯定要负责任，但是家长的责任也不小。 “素质教育”其实是个伪命题 在我看来，我们一向鼓吹的“素质教育”，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素质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基因给你的东西”，或者说是天赋，是先天的，而教育是后天的。 素质不是后天的教育所能教出来的。能说有一种教育叫“天赋教育”、“基因教育”吗？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现在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 打个比方，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我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我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的，你考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身体健康？以后再说吧！这就是素质教育这个说法的荒诞。 健康的教育，不求高分不评比 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及格”的原初意义。其实及格是一个大的达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及格。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误区——把及格污名化了。 在有些学习项目上，及格了家长就可以释然、可以放心，不需要太高，因为教育是一个长线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我小学读书的时候，语文成绩总是很低，一个是生字不能记全，默写生字我永远有些字不会写，但是也及格了。现在论写文章，那些当年小学里语文永远一百分的同学，大概比我差远了。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把一个学期学习的生字98%、99%都要记住呢？以后学新带旧，慢慢总会认识的，学习是个长过程，这个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情，及格了就可以。 基础教育阶段，把各学科的基本道理学到手，及格了就挺好的。大大地超过了及格，达到了99、100分那又怎么样？时间久了总会遗忘的，不要苛求也没有必要苛求。 大概东西掌握了，至于最后走哪个方向，在以后不断学习相关学科的过程中就会加固知识。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是违背教育的真谛的，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达到大大超过及格线的目标这是荒诞的。 我们特别爱评比，在两个层面上，一个评比学生，使学生内心受挫折，其实对学生有极大的摧残。除了学生评比之外，我们还有教师的评比，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样板——芬兰。 芬兰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评比，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评比就要制定原则和标准，而定了标准以后一定就会败坏教师的心性，教师们就会总想着，“我怎样才会成为优秀”？这就麻烦了。 教师教的好坏自己良心明白，教师对于学生是一个全面的教育，绝对不是一个单项的标准对学生负责。教师应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负责任，教师这个职业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谁是良好谁是优秀。 日后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贪玩 如果一个孩子不贪玩儿，那麻烦真的比较大了。贪玩儿说明孩子对一个游戏有热情。 如果一个孩子对任何一个游戏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一点不贪玩儿，对其他事情没有格外的兴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麻烦。 因为日后的发展是要靠你的兴趣来指引你朝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不贪玩儿人久了以后就没有兴趣。 我小时候是一个极端贪玩儿的人，虽然那时候空间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受压抑，现在的小孩儿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我觉得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 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表扬孩子做好事，其实是在助长伪善 德育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而我们当下的道德品质教育基本是一种伪道德教育。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最坏莫过于伪善，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在助长伪善。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选官是首先要道德好，如果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么愿意当官的人就会问：道德好怎么讲？如果这样的内容就是道德好，那我就这样做。 那这样还是一种发自本心的道德实践吗？不是，如果这样做就是道德好，就可以当官，那就成为了一种伪善。如果一个孩子做了一件好事，就得到了表扬或奖励，这其实就是在助长伪善。 我不相信道德是说教可以提升的。我对于夸奖有很大的警惕，夸奖一定是高位人夸奖低位人，在夸奖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抬高，夸奖是一种控制手段，是别有用心。 日本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治沙圣手，八十多岁到中国来治理沙漠，功德无量。记者问他：我们听说日本人的孩子的环保意识那么好怎么来的？远山回答：“日本的孩子环保意识好，因为他们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这句话值得深思，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如果孩子看到父亲的一切行为，父亲不用说什么，孩子慢慢也会这样做的。 相反，如果父亲不做环保的行为，但是一直叫孩子去做，孩子会觉得父亲非常虚伪，就会叛逆。 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出生，非常顽劣，但是看到街上有垃圾一定要捡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的说教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而是由整个社会成年人的行为影响的。人会被他人的行为感动，人不会被他人的说教感动。 再说“智”，“智”的本质应该是知识，而不是能力，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要转化为能力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们在“德智体”上对“智”的理解是非常偏颇的，但是即使对“智”的理解很正确，也还有非常重要的情商，“智”不能包打天下。 最后再说“体”，我们高三基本就没有体育了，我们对“体”轻视到何种程度啊，其实“体”是太要紧的事了。 在古代读书教育改变命运，现在很难 教育改变命运，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教育提高了你的能力，改变你的命运；一个是教育给了你学历，这个学历帮助你改变了命运。当然还有可能是二者结合起来。 我本人应该说是被教育改变命运的人，我之前是知青，十八岁去了农村呆了八年半，之后回到北京待业期间恢复高考，我就考进大学，一年半之后考了研究生，当时有学历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这是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可是，现在教育还能改变很多很多底层人的命运吗？恐怕很多人越来越不看好。在1977、1978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教育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可是到了当下，我们说阶级固化，其实这个事情不新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制度都是陌生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博弈相对来说大家是比较公正的。 后来所有人都会看这个制度有没有一些小漏洞，有点小漏洞就要利用，那么谁更能利用？肯定是有钱有权的人更能利用。 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制度虽然没有变，但是在这个制度的博弈下底层人将吃亏，有权有势的人将占便宜。 比如高考判卷子还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利用家教、把孩子送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久了之后穷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那就难乎其难，所以教育改变命运就变得越来越落空了。 不过，我对“教育改变命运”观点的批判远没有结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欧洲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而我们不是，我们的农民如果肯干、发财可以做地主，欧洲不行，你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改变不了。我们的人好好读书可以做官，在欧洲做不到，是身份决定的一种等级制。 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是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你原先是白丁，中了举就可以做官，我们很多大官都是祖上没有人读过书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们古代社会是这样的。西方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自由度要高于西方，人们的机会多一点，这或许是我们比他进步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教育改变命运在现代西方还在发生着吗？仍然不会。为什么不能发生呢？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枣弧形的社会，中间大两头小，很有钱、很有权的人是很少数的，很贫困、没着没落的人是很少数的，中间的中等收入的阶层是大多数。大多数人出身就是中等阶层，本人只要不是特别不着调、都不会沦落到底层，你不需要教育改变命运。 人们大多数就是在中间呆着呢，社会上只有职业差别，少有阶级分野，蓝领工人不会羡慕白领，进大学深造，全凭兴趣，而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干嘛拼命读书改变命运呢？你跟德国人讲，他不会理解所谓“教育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教育改变命运曾经是一句好话，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相比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是现在和古代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说一个社会还需要教育来改变命运，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制度落后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变成枣弧形、橄榄形的社会，而还处于金字塔形，这个社会结构就有问题。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还不能发生教育改变命运就更糟。 隐藏在“学区房”背后的利益链 小升初就近入学与“学区房”背后隐藏着利益链。这不单是认识的误区，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政策。 政府的行为，这个政策就是小升初就近入学，导致学区房的形成。一开始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一个挺良好的愿望，希望小学学习负担不要太重，取消考试入学，实行就近入学。 其实这么做的时候早就应该料到会形成学区房，富人就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师资力量比较好的学校，底层人就永远进入教育资源比较差的学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有没有好一点的手段？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地区的学校办校水平比较接近，这个事情很容易。 首先硬件上比较平等，提升教学力量比较差的学校的硬件水平。软件就是师资力量，可以让师资在区内轮转。小升初就随便报名随便入学。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那为什么不愿意把初中变成教育水平接近的呢？ 因为有些人刻意保留这样的差距，是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好学校的红利，这是一个利益链。就近入学这件事凸显出中国教育管理者们没有改革的愿望，没有愿望还何谈方案呢？ 我们谈教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在思考教育、讨论教育、理解教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看待教育。 我们所看到的教育不是教育原初那个博大的意义，其实教育不是一定要在学校和书本中实现，也不要迷信一定要在一个好学校中实现教育。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史铁生 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说那样的话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 我说：“我不信。” 好心人说：“你怎么还不信哪？” 我说：“我不相信佛也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贡，他就给你好处。” 好心人说：“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 我说：“有什么不敢？佛总不能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 好心人说：“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 我说：“当然想。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工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别再犯一个拉佛下水的罪行。”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 我忽然心里有点怕。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22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烈。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于专制的君王。我这样说绝不是转弯抹角地恭维。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赎之路。 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谄媚吗？烧香和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佛因苦难而产生，佛因苦难而成立，佛是不尽苦难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还可成立吗？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段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是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旺盛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会是：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君权神授”，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官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书送一点礼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诸神如此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大约就只剩下吃“大锅饭”了。“大锅饭”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此处不养爷”来泄怨，还有一句“自有养爷处”来开怀。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慈”，那一个“悲”字早留在西天。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些务实的铺陈——今生灭除妄念，来世可入天堂。若问：何为天堂？答曰：无苦极乐之所在。但无苦怎么会有乐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问则大不敬，要惹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征兆之一例。

此文为胡适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2年7月3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7号。又到大学毕业季，此文虽时隔八十多年，对于行将离校步入社会的当今学子们仍有启发意义。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镕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会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二十一，六，二十七夜)